方正县自考报考条件_北大方正自考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却又莫衷一是的一道历史命题。这道命题，几百年来似乎一直无解。我也不想多谈什么，在这里我只想实实在在列举几个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名人教育案例，作个有趣的介绍，算是抛砖，或许能引出一些有志于研究教育之道的同行专家的玉来。

　　 宋濂，浙江义乌人，明朝一代大儒。家境贫寒但自幼嗜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缙等人。“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招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明初，宋濂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尤其富有特色。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为“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那么这样一位大儒是如何成就的呢？他的老师是如何给他传道授业的呢？现从他的《送东阳马生序》中摘录一段：“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士、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扣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欲恭，礼欲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这段话的意思是：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又担心没有与大师、名人交往。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捧着经书向同乡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德高望重，向他求教的学生挤满了屋子，他从不把言辞和表情放温和些。我站在旁边伺候着，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向他请教；有时遇到他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等到他高兴了，就又去请教。）注意：这已经是他成年以后的事情。这就是他当时求学的真实写照。

　　 胡适，安徽绩溪人，学贯中西的学者。三岁零八个月丧父，他的母亲既是他的慈母也是他的严父，同时还是他人生里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在《我的母亲》里他是这样写母亲管教自己的：“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胡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之道下成长起来的，他十四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母亲独自在人海里闯荡去了。先是到上海求学，19岁赴美留学，26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上的“八不”主义。29 岁出版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31岁创办《努力周刊》《读书杂志》。35岁游历欧美，在各国讲学，37岁与徐志摩等出版《新月》月刊。40岁在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55岁任北大校长，58岁到美国担任驻美大使，59岁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67岁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71岁之时，台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为迎接新院士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因猝发心脏病逝世。

　　 鲁迅，我国的大文豪，这里我就不再介绍他的生平，只把他幼年所在师塾的情景略说一二。鲁迅所在的师塾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三味书屋，他12岁开始到这里读书，前后长达约五年之久。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唐诗》以及汉魏六朝辞文和其他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他的老师是寿镜吾老先生(1849-1930)，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宿儒。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一生厌恶功名，自考中秀才后便不再应试，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但尽管如此这位老先生也还是难以完全脱离旧时代“严师出高徒”的思想束缚，根据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述，教学中他也偶尔采用戒尺与罚跪的规则，与胡适的母亲颇有相同之处。当鲁迅有时出于好奇想问些自己感兴趣而课本上又没有的知识时，他老人家也会怒气冲冲地来一句：不知道。当学生们玩得太久，他也会很不高兴地训斥，学生则只能乖乖地溜回到教室里。

　　 从以上几则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名人学者幼时所从教的环境并无特别开明或优越之处，用现代的眼光看，甚至还相当的不够人性化，比如宋濂求师，一个大男人“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也就罢了，又何需“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欲恭，礼欲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似乎这老师的架子也太大了些，也太像个名人了。如果遇到其讲错难道也一声不吭不能同其辩论吗？再如胡适的母亲不仅要打孩子还不许孩子哭出声来，按现在的逻辑看就算犯了错误似乎也不该遭遇如此“折磨”吧？所以当学生们读到这里时，总是要为胡适的人权被侵犯而鸣不平并向其母提出抗议，只可惜她老人家根本听不到了。鲁迅似乎算比较幸运的，至少挨打挨训斥的机会少了许多，顶多看看老师的白眼。按理讲在这样苛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就算知识学的圆满心理应该也是不够健全的吧，毕竟受到过种种“虐待”，可是现实却是，他们不仅学有所成而且都健康长大了，他们对给予他们教育的那些长者与师者们不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厌恶而且都十分的尊重。胡适对其母自不必说，也许这可理解为天然与人伦，就是与老师没有血缘关系的鲁迅，每每想起老师来，也要称赞他为“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且每次回到绍兴都要同寿老先生聊天座谈，彼此相处十分融洽，甚至还参加了寿镜吾夫人（师母）的葬礼。宋濂一生以读书为乐事更是只知人善而不知人恶，更何况对自己的老师了。

　　 行文至此，我想一顶为封建教育之道“招魂”的帽子要压下来了。其实我倒真想掀开这顶帽子，看看其本质到底如何。不然还真不甘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