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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福海拄着锄头站在地头跟邻居聊天，谈论着属于自己的五分地，而在半小时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背着药箱的村医。

　　像赵福海这样医生、农民身份来回切换，是中国乡村医生群体的一大特色。说到它的由来，还要从「赤脚医生」说起。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的贫下中农，对半医半农卫生员的亲热称呼。」时间拨回到1968年的夏天，《红旗》杂志刊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来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在《人民日报》刊载。

　　赤脚医生成为那时舆论的焦点，戴着草帽、背着药箱、出现在田间地头的形象，也被放到邮票、粮票和挂历上，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1980年后，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赤脚医生制度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医生，而这一职业的主体，还是当年的那些「赤脚医生」。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干到了现在，干到了人生的暮年。

　　针对村医养老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提案，针对年满60周岁的乡村医生，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乡村医生养老待遇，逐步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

　　正在自家地里劳作的赵福海（图片来源：@七遇影视传媒抖音视频截图）

背着药箱、扛起锄头，乡村医生到底是医生还是农民？

　　赵福海出生于1950年，不到20岁就成为了「赤脚医生」。这样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环境的影响，而且在那个年代，待遇还很不错。

　　据他回忆，在那个全民劳动挣工分的年代，「赤脚医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不用下地就能拿满工分的职业。「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看病也方便，何况这也是门技术，走到哪里都有饭吃。」赵福海说。

　　无论是「赤脚医生」还是乡村医生，这一群体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辉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乡村医生才开始势微。

　　据河北某县村医李斌介绍，他2003年从卫校毕业，刚当村医那几年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交通也方便，信息也不是很发达，大多数村民还是在村里住，也在村里看病」。

　　不过，随着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空心村」现象严重，来卫生室看病的人比之前也有所下降。

　　农忙时节正在自家地里忙碌的李斌一家。近处为李斌的父亲，远处为李斌和他的爱人在忙碌。（图片来源：@七遇影视传媒抖音视频截图）

　　乡村医生是「赤脚医生」群体的延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耕地，李斌也不例外。他们一家有一亩九分地，除了村医的工作之外，他还要照看地里的收成。因为耕地并不算多，加之村医工作比较忙，所以一年的土地收入也不高，不到两千元。这些收入全交给父亲，用来买第二年的农资。

　　从医那些年，日子过得紧巴巴，常常是买完卫生室需要的药品、给女儿交了学费，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李斌的账本上也是一堆烂账，甚至十几年前的欠款，都一直没能收回来。（此前，村民看病都喜欢先赊账，等到年关底下或者到一定金额，再统一结算。）

　　2020年，因为身体原因，70岁的赵福海被迫放下了保定市易县西山北乡长峪村卫生室的工作。

　　现在，他又重拾农民身份，每月拿着400元的退休补助和110元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据他大女儿透露，目前赵福海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需要常年吃药。

　　「每年光药费就要一万多，老人那点工资连生活费都负担不起，更别说买药了，这些钱都是我们做儿女的来负担。」大女儿希望，像父亲这样的乡村医生能够得到相应地重视和保障。

　　2020年，赵福海因身体原因被迫放下了村卫生室的工作。图为退休后的赵福海正在与邻居们聊天。（图片来源：@七遇影视传媒抖音视频截图）

　　关于退休乡村医生待遇问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对此做了指示。同年，河北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办法》规定，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采取按工龄补助的形式，原则上服务年限每满一年每月补助20元，最高不超过每月400元，具体标准由各县（市、区）制定，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作出调整。

　　据悉，目前有不少地区的退休乡村医生每月退休补助在400元左右。

生活难保障、职业后继无人 只能靠情怀坚守？

　　村医身份的模糊，让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岗位，妻子的三舅曾多次劝说李斌转行，但基本都是无功而返。这次三舅的朋友在转让城里的药店，他觉得李斌夫妻俩都有药师证，可以盘下来在城里开药店。

　　妻子有点动心，但李斌有所顾虑：

　　「没有人民币啊」

　　「你要是一直在家一直没有人民币」

　　「你当医生能养老吗？我们村好几个医生原来都是「赤脚医生」，现在都靠边站了。」

　　「400块钱够干啥？教师退休了多少钱？老工人退休了一个月多少钱？你退休了一个月多少钱？你当医生能养老不？」

　　三舅一连串的「灵魂拷问」让李斌无话可说。

　　李斌不是没有考虑过转行，当地几个县级医院的领导曾找到他，希望他能到医院工作或者承包医院的一个科室，但都被李斌拒绝了。

　　他一直在坚持，至于坚持什么，或许可以从他与妻子的这段对话中找到答案：

　　三舅跟你说的话（去城里开药店）你考虑了吗？

　　好几十万（元）盘个店，在城里开诊所竞争多激烈啊，（再说）哪儿有那么多钱？

　　反正你就喜欢坚守，是吧？

　　出门……晚几年再说吧！

　　看来你还是喜欢你自己所选择的职业。

　　也不是喜欢，（你现在）给我找个接班的，我马上走！

　　唉，上哪儿找接班的？没人干……

　　2003年从卫校毕业后，李斌拒绝了一些医院抛来的橄榄枝，选择做了乡村医生，并主动来到了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承担起村民们的医疗健康服务工作。他认为自己还是有一些乡土情结在身上的。

　　据他回忆，当时没人愿意到这个小村子来，因为村民比较少，拿的公卫补助也少。公卫补助是按人头计算的，人口越多的村庄，村医拿到的补助越高。

　　刚挨家挨户走访完的李斌走在村子里。（图片来源：@七遇影视传媒抖音视频截图）

　　李斌知道，不管是到县城开药房还是承包医院的科室，都要比现在的境况好。但他也知道，这几个村子的村民离不开他，几年时间下来，彼此已经培养出深厚的感情。

　　他不是没考虑过未来，但他又觉得自己应该有一点担当，「毕竟当年我选择了这个工作，不能半路上就把这工作给丢掉，除非哪一天，国家把乡村医生这个职业取消了，我可能才会选择做别的行业。」

目前，乡村医生后继无人是普遍现象。

　　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镇回龙村卫生室的医生袁荣递，从医近40年的她，本来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迫于生计和后继无人的局面，她仍在坚持。

　　袁荣递走访步燕家，当时6岁的步燕和奶奶相依为命，房子破旧到几乎不能住人。袁荣递在为奶奶量完血压、为步燕测完血红蛋白后拿出来50元递给了步燕，并叮嘱她好好学习。后来，步燕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改了新房。（图片来源：@七遇影视传媒抖音视频截图）

　　回龙村大概2000多村民，按照每1000人配备1名乡村医生的标准，回龙村还缺一名村医。袁荣递也希望能来一个村医替自己分担工作，但村子里年轻人少，愿意做村医的更少，无奈的她只能叫回了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来帮忙。

　　最近，她的女儿在昆明买了房子。袁荣递说，估计等外孙到了上学的年纪，女儿也得走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多久，因为是超龄继续上班，村医的财政补贴500元加上国家基药补贴的300元，都还没发。现在是女儿的800元分我一半，等一分钱都分不到的时候，就不划算干了啊。」袁荣递说。

　　除了没有到手的每月800元补助，额外的公卫补助、诊疗费等一个月下来，袁荣递差不多有4000元左右（因为村子人多，公卫补助资金比较高）。她说：「我选择超龄当村医是因为村里没有村医，2000多名村民生病了没人管。此外，我退休之后没有养老保险，现在坚持着也是为了生计。农民工进厂都有五险一金，工资还比村医高，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做村医了。」

　　患者在曾宪国的细心照料下已经可以出院，患者家属表示暂时拿不出全部医药费，曾宪国表示：「下次再送过来」。几年间，他已经为当地贫困家庭患者减免了十余万元的医药费。（图片来源：@七遇影视传媒抖音视频截图）

　　以治疗蛇伤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曾宪国也是一名乡村医生，多年来医治了上千名蛇伤患者，减免农村贫困家庭患者的医药费10万余元。他告诉健康界，乡村医生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收入偏低，除了以前的村医还在坚守，新鲜血液供不上。

　　「希望政府能强化全面统筹，扩大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生的招生比例，加大乡村医生本土化培养力度和定向专科医学生培养力度，保障乡村医生人力资源。」曾宪国呼吁。

纠结和困惑：挣得没有医生多，甚至也没有农民多

　　中国内地导演贺卫功，10年来一直关注乡村医生这个群体。贺卫功曾经担任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策划人、香港健康卫视导演、亚洲联合卫视导演。2017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群体、给这个群体留下一个历史印记，他担纲总导演，组织拍摄了纪录片《乡村里的医生》。

　　「拍摄时发现，大多数乡村医生都在与乡村教师做对比。乡村教师此前面临着和乡村医生一样的境况，但目前乡村教师的身份和待遇已经解决，并一直在提高。」贺卫功对健康界说。他认为，造成这两个群体不同命运的除了众所周知的体制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乡村医生的关注度不够，不了解这个群体，这个群体被边缘化了。

　　在拍摄过程中，贺卫功对乡村医生这个群体最大的感受就是「纠结和困惑」，他解释到：「本质上他们是农民，但他们却做着医生的工作，挣得没有医生多，甚至也没有农民多。所以他们困惑自己的身份，纠结自己要不要坚持做村医。」

　　「这些医生之所以内心如此挣扎，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固定工资、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贺卫功说，当前，虽然各地都在加快推进乡村医生身份认证，但历史遗留问题加上医改的一些困境，能够成为「正规军」的村医很可能只是少数，其他人该怎么办？

　　为了未来能多一丝「转正」的机会，李斌和妻子目前都考取了自考本科学历以及药师证、执业医师证、全科医师证。他希望，未来乡村医生能够享受与定向培养的村医同等的待遇。

　　袁荣递也担心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她认为现在政策在逐渐向村医倾斜，以后的村医前景要好一点，因为他们都有了相应的保险，「我们老一代的村医就惨了，过去背着药箱挨家挨户给村民打预防针，在控制麻疹、小儿麻痹等小儿易患疾病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们现在却老无所依，这一点是老年村医的心病。」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保障厅等部门2020年7月制定的《关于建立完善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对全省乡村医生养老保障作出制度性安排，云南省也成为全国首家以省级为单位对乡村医生参保问题作出制度性安排和财政给予保障的省份。

　　《意见》中明确，省级财政从2020年起，按照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每年安排资金9000万元，用于补助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当年达到离岗条件的乡村医生没有办理退出手续的地区，省级财政将扣减下达各地用于补助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的每人每月200元的新增补助资金。

　　曾宪国近几年一直在为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完善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奔走，他多次向上级部门提议：希望上级部门核实老年医生情况，给予乡村医生应有的待遇。

　　「农村兽医、民办干部、村委会干部等的养老保障比我们多很多倍，我们这点补助，与我们十几年的高风险职业的辛勤付出，相去甚远。」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斌为化名）

　　来源：健康界

　　撰文：王丹丹

　　监制：郑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