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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及其历史文化地位

经，本义为用绳贯穿竹简（从章太炎说），特指大型简册亦即重要典籍（汉儒之说）。后训为常、常道。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44～45。）

　　 清宋翔凤辑汉郑玄注《论语郑氏注·序》：“《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浮溪精舍丛书》，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又称六艺。

　　六经之称，始见《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又见《庄子·天下》：“《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表明六经先于诸子百家，高于诸子百家。

　　六艺之称，实际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明文见于《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於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六艺另指古代教育科目。《周礼·地官·大司徒》：“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六经次第，《礼记·经解》、《庄子·天运》及《天下》、《荀子·儒效》、《商君书·农战》、《淮南子·泰族训》、《春秋繁露·玉振》、《史记·儒林传》，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荀子》、《商君书》未及《易》）。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次第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后自许慎《说文解字序》至今《十三经》，皆以《易》为第一。

《乐》亡佚后，称五经。

　　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三《乐经》：“[《汉书·王莽》传：]元始四年，立《乐经》。《三礼图》云：‘旧图引《乐经》云：黄钟磬’云云。《周礼》磬氏疏：‘案《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与《三礼图》所引同。’今《乐经》亡佚，莫知谁作。王充《论衡》曰：‘阳成子长作《乐经》，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又曰：‘阳成子张作《乐》。’然则汉儒所作欤？《后汉·律历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丞鲍邺上言，亦引《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隋志》有《乐经》四卷。）沈约云：‘秦代灭学，《乐经》残亡。’（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尚书大传》引《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鳯皇喈喈。’”

　　《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

　　汉班固《白虎通义·五经》：“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又：“《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礼·经解》曰：“温柔宽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

五经乃是中国上古先民道德智慧之结晶，和历史经验教训之总结。

《易》是占卜书，更是中国哲学；《书》是上古三代政治史文献汇编；《诗》是周代诗歌总集；《礼》包括三礼，《周礼》述官制、政治制度；《仪礼》述礼仪制度；《礼记》述礼之义理；《春秋》是孔子所作之春秋时期编年史，有《春秋》三传，《左传》叙述史事，《公羊传》、《谷梁传》侧重义理。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因史记作《春秋》”之“史记”，即《太史公自序》“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之“史记”，诸侯列国之史记也。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孔子与五经

孔子整理《诗》、《书》、《礼》，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南朝宋裴駰《集解》：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国，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後虽百世可知也，（《集解》：何晏曰：物类相召，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者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集解》：孔安国曰：监，视也。言周文章备於二代，当从之也。）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又：“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毛诗正义·鹿鸣之什》：但孔子论诗，去其烦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唐张守节《正义》：乱，理也。诗小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苌云：关关，和声。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然後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鹗也。）《鹿鸣》为小雅始，（《正义》：小序云：《鹿鸣》，宴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毛苌云：鹿得苹，呦呦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文王》为大雅始，（《正义》：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郑玄云：文王初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见於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清庙》为颂始’。（《正义》：小序云：《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苌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赞《易》，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作《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集解》：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唐司马贞《索隐》：是非谓褒贬诸侯之得失也）。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索隐》：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空言谓贬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乱臣贼子惧也。）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隐》：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於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索隐》：《公羊传》曰“善善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也。）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并以五经教育弟子。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五经本是中国三代文化之文献，春秋以后虽为儒家经典，但是并非同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一家一派之文献。其中《易》、《书》、《诗》、《礼》、，皆三代文献，非同于诸子之自作；《春秋》虽为孔子作，但亦是据春秋列国史记所作，亦非同于诸子之自作。孔子整理五经，并以五经教育弟子，仅就此点而言，孔子并非诸子之一，孔子地位乃是在诸子之上。孔子继承、发展了中国文化黎明时期的大传统，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代表。

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的形成》：“故孔子在先秦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并非是诸子之一，是在诸子之上的。以孔子为诸子之一，始自章太炎，以前人是不如此说的。”（牟宗三、唐君毅等著：《寂寞的新儒家》，台北鹅湖出版社，1996年，页20。）

周秦间之儒学高峰

儒家思想高峰，在《易》、《诗》、《礼记》、《论》、《孟》。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寅恪先生对於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1969年3月出版，页169-174。）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六经为古代之文献，为后贤之教典。周秦间学术思想最为发达，谓之胚胎孕育于此古文献则可，谓之悉萃于此古文歉则非也。孔子、孟、荀之思想可谓于此古文献有关，而孔子、孟、荀之所成就则非此古文献所能包罗含摄。……儒之为百世所崇，端在于此，其价值倘益驾六经而上之也。”（《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页150-151。）

　　又说：“晚周之诸子入汉一变而为经学，经学固百家言之结论，六经其根柢，而发展之精深卓絶乃在传记，经其表而传记为之里也。”（《经史抉原》，页153。）此语卓有见地，但似可稍为改进。

儒家思想之高峰，在人性思想与政治思想，在性善论、政权有限合法性、天下为公。性善论高峰，在《诗经》（《烝民》）、《论语》（“人之生也直”）、《孟子》（“四端”、“天爵”）。政权有限合法性之思想高峰，在《周易》（《革》卦经传）、《论语》（《尧曰》）、《孟子》（“民贵君轻”、“谏”、“易位”、“诛一夫”）。天下为公之思想高峰，在《礼记》（《礼运》）。

　　性善论只是说人都有可能为善，只是说人本来都是有理性的。并非是说现实的人都是善的，并非是说现实的人都是理性的。

　　天爵指天赋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及其人人平等，及其不可剥夺。

　　人的权利哲学的原理是，人是赋有理性的，因此赋有作人的尊严和权利。

　　儒家的政权有限合法性思想，指政治合法性来自政治行为有道。行为有道为合法，无道为不合法，可以谏、可以易位、可以革、可以诛。

　　天下为公（孔疏：“天位……灼然与天下（人）共之”），与主权在民原理一致。

　　性善论、政权有限合法性、天下为公，是儒家现代价值之所在。

　　故曰：儒家思想高峰在《易》、《诗》、《礼记》、《论》、《孟》。

　　《易》、《诗》，为经。《易传》、《礼记》、《论》、《孟》，本是传记，后来为经。

儒家经典与儒家学者在战国秦汉之际

战国时，儒家经典传播不废。

　　《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正义》：今汾州。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懦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

秦始皇焚《诗》、《书》，以愚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集解》：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正义》：偶，对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孔鲋及鲁诸儒参加陈涉反秦起义，成为暴政下儒者品格之典范。是不是反抗暴政，有没有勇气反抗暴政，成为评判暴政下真假儒者之试金石。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正义》：颜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种瓜於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集解》：徐广曰：“孔子八世孙，名鲋字甲也。”）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孔鲋持孔子之礼器参加陈涉之起义军，……这乃是孔子的名义——亦即以中国文化的名义——表示，陈涉政权为有道、为合法，暴秦政权为无道、不合法，陈涉反秦为革命、为合法。”（中篇第五章《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进步作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09。）

汉初儒者辕固生的品格：“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是不是“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是不是具有独立自由之人格，遂成为在权力面前真假儒者之试金石。

　　 《史记·儒林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正义》：《论衡》云：“气热而毒盛，故食马肝杀人。又盛夏马行多渴死，杀气为毒也。”）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隐》：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集解》：徐广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 駰案：《汉书音义》曰“道家以儒法 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 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徵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後，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汉代经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汉初儒家经典来历的不同：口耳相传，如《诗》；出壁中书，如《古文尚书》。

今文经与古文经内容的不同：隶书与篆书字体不同，篇幅、文字有所不同。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措〕。’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后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汉兴， 制氏以雅乐声津，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入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汉兴，制氏以雅乐声津，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入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孝经》类：“《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汉孔安国合《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为一书，藏之私家，传授不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因未列于学官，后绝流传。东晋元帝时，梅赜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凡五十九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即用此本。南宋吴棫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断为伪造，实则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尚书注解传述人》：“《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误合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陆涂恽，恽授河南乘钦。王莽时，诸学皆立，恽、璜等贵显。范晔《后汉书》云：‘中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案：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絶，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眘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 。”

《古文尚书》至少包含真旧文献材料，并不能轻易否定。

　　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一《论尚书叙録》：“安国増多之书，略见于《史记》、《班志》，其文多断续不可考，必有讹缺。王莽时，虽立学官，旋以废罢。东汉又重谶纬之学，是以其书不传焉，郑诸儒皆未之见。而东晋所上之书，疑为王肃、束晳、皇甫谧辈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缉，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不可以废者。”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於《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後，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份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1本1分，1969年3月出版，页169-174。）

《论语》传本，出自今文。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语》：“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郑云扶先或说先先生）、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将军肃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唯王阳名家。《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云：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字子长，吴人大鸿胪）、周氏（不详何人）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羣（字长文，颍川人，魏司空）、王肃、周生烈（敦煌人，《七録》云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右《论语》。皇侃撰《义疏》行于世。”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论语》“朱子《集注》”条：“朱子《集注》多本于何氏《集解》，然不称某氏曰者，多所删改故也。……而世俗读朱注者，皆不读《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

《论语》为五经之錧辖，经学之要，在《论语》中。

　　汉赵岐《孟子题辞》：“《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论语》：“《论语》说《易》、《书》者少，《春秋》则更未论及”条：“然‘有恒’[1]、‘无大过’[2]、‘思不出其位’[3]，《易》之精义也。“孝友施于有政”[4]，《书》之精义也。……《尧曰咨》一章，尧舜禹汤文武、《尚书》百篇，此提其要矣。‘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5]，及‘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禄之去公室五丗矣’二章[6]，《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故曰《论语》者，五经之錧辖也。”

《孟子》一书，出自今文。

　　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徳。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

后世儒者以为，孟子功不在禹下。

　　唐韩愈《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亊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韩愈道统学说要义：一，孟子是道统最后传人，孟子以后，道统失传；二，道统与权力之分离；三，道高于君。按《中说》卷九《立命篇》载隋儒王通门人贾琼曰：“琼闻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所谓“琼闻之”，即闻之于王通。韩愈道统学说，显然受到王通“道不在位”学说之影响。）

　　韩愈《读荀》：“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庛。”

　　韩愈《与孟尚书书》：“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

　　 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

故汉儒推尊《论》、《孟》，列为经典。宋儒进之为《四书》，汉儒与有功焉。

汉儒治经，严守师法、家法；西汉今文经学重师法，或与汉初经学口传传统有关；东汉古文经学派重家法，或与古文经学重训诂考据有关。

　　《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相明《易经》，有师法。”

　　《后汉书》卷一百九上《儒林列传》：“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皮锡瑞《经学历史》四《经学极盛时代》：“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页136。参读此书周予同注文。）

　　《经学历史》三《经学昌明时代》：“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页77。）

　　《经学历史》三《经学昌明时代》：“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页75。）

西汉今文经学派的性格特征，是注重政治实践，主张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批评现实政治。

东汉古文经学派的性格特征，是注重学术研究，主张实事求是之治学态度，讲究训诂考据。

　　《经学历史》三《经学昌明时代》：“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微言大义；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所以分也。”（页89～90。）

东汉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为经学集大成者。直至唐代经学，皆遵郑学。

《后汉书》卷六十五《郑玄传》：“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馀万言。”

　　《经学历史》四《经学中衰时代》：“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诸诸经，皆兼采古今文。……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页141～142。）

西汉以今文经学立于学官；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至魏代立于学官，取代今文经学。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古文家言历史而不信纬书，史部入经，乃古文家之主张；纬书入经，则今文家之主张也。

　　 古文家间引纬书，则非纯古文学，郑康成一流是也。王肃以贾、马之学，反对康成。贾虽不信纬书，然亦有附会处（《后汉书》可证），马则绝不附会矣（马书今存者少）。

　　 至三国时人治经，则与汉人途径相反。东汉今文说盛行之时，说经多采纬书，谓孔子为玄圣之子，称其述作曰为汉制法。今观孔林中所存汉碑，《史晨》、《乙瑛》、《韩敕》，皆录当时奏议文告，并用纬书之说。及黄初元年，封孔羡为宗圣侯，立碑庙堂，陈思王撰文，录文帝诏书，其中无一语引纬书者。非惟不引纬书，即今文家，亦所不采。以此知东汉与魏，治经之法，截然不同。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谶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

　　 自汉武立五经博士，至东汉有十四博士（五经本仅五博士，后分派众多，故有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京，《书》则欧阳、大小夏侯，《诗》则齐、鲁、韩，《礼》则大小戴，《春秋》则严、颜（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后世不传。汉末，马、郑之书，不立学官。《毛诗》亦未立学官。至三国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皆立学官，此魏文帝之卓见也。汉熹平石经，隶书一字，是乃今文。魏正始时立三体石经，则用古文。当时古文《礼》不传，《尚书》、《春秋》皆用古文。《易》用费氏，以费《易》为古文也（传费《易》者，汉末最盛，皆未入学官。马、郑、荀爽、刘表、王弼皆费氏《易》）。《周礼》则本为古文。三国之学官，与汉末不同如此。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经，以汉学为名。其实汉学有古文、今文之别。信今文则非，守古文即是。三国时渐知尊信古文。故魏、晋两代，说经之作，虽精到不及汉儒，论其大体，实后胜于前。故汉学二字，不足为治经之正轨。昔高邮王氏，称其父熟于汉学之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藩蓠。此但就训诂言耳。其实，论事迹、论义理，均当如是。魏、晋人说经之作，岂可废哉！”（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49～51。）

汉唐经学·宋代理学·清代经学

唐人作五经正义、九经注疏，后逐渐增加为十三经注疏。唐人之疏，是汉魏晋南北朝经学义疏的集大成。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十三经注疏》：“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谷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皮锡瑞《经学历史》七《经学统一时代》：“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

汉唐注疏是理解经传的基本途径，包含宝贵文献材料，堪称学术方法典范。

　　历代传笺注疏，是理解经典的基本途径。

　　汉唐注疏，解释文字、语言、历史、思想、文学、典章制度、文物风俗、飞潜动植等内容，包含宝贵文献资料，堪称学术方法典范。其行文条例之严谨周密，亦值得细心体察。

　　例如《毛诗正义》，包括《序》、《传》、《笺》、《疏》，其学术方法中之以史证诗、以史证经，即堪称学术方法典范。《毛诗·邶风·燕燕》，《小序》：“《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小序》用了九个字解释春秋时期卫国发生的这一史事。《郑笺》用了四十六个字解释这一史事。《孔疏》用了445个字，依据《燕燕》经文，采用《左传》隐公三年、《春秋》隐公四年、《史记·卫康叔世家》等直接相关史料，以及《春秋》文公十八年、《左传》文公十八年、《左传》成公八年、《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等间接相关史料，引出同一史事记述有所不同之史料原文，辨析史文异同，得出是非判断，对《序》《笺》所述这一史事作出了详尽考证解释，从而证实了《燕燕》经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本朝三自国初至熈宁人物》：“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

宋代理学发挥儒家义理之学，在哲学上尤为登峰造极。其哲学基本义理，则仍然是来自五经、十三经。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金明馆丛稿二编》）

　　先秦儒学、宋代理学之现代阐释，分别可参读蒙文通《古学甄微》、《经史抉原》，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清代经学主流偏于经典训诂考据，另辟蹊径。

　　清代经学的介绍，可参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儒家经典应以《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为根底。

　　儒家经典、经学，与宋明理学，一脉相连，但毕竟是两件事。

　　读儒家经典，应读《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此是儒学根底。汉唐注疏，渊源有自，甚至可以上溯到孔门。

　　读儒家经典，应逐字逐句通读经传注疏。例如读《诗经》，应该逐字逐句通读毛序、经文、毛传、郑笺、陆德明音义、孔疏。个别烦难之处，可以暂放下。

　　汉唐注疏，早于宋人清人注疏。宋人清人注疏，多数内容来自汉唐注疏。无论宋人另立新说，还是清人发挥旧说，均理应先读汉唐注疏。读书须先河后海，才有本有源。先读汉唐注疏，是有本有源。先读宋人清人注疏，是半路出家。

　　例如读《诗经》，应尊《序》《传》，其有未安，可从合理之他说，可以存疑。宋人注疏，不注明来自汉唐注疏者，或许是以为当时人熟悉汉唐注疏，似可不用多此一举，但终非美意良法，实不可取。其另立新说之处，亦当审问之，明辨之，从其是，不必从其不是，并或可存疑。清人《毛诗》笺疏，皆尊《毛诗序》《传》，或可以补充《序》《传》《笺》《疏》，但不能代替之。清人相关经学、小学著述，亦可以参考，从其是，不必从其不是，并或可存疑。

　　《十三经注疏》之外，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颇可参考；清孙诒让《周礼注疏》，当较其他宋元清人注疏更应重视。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汉唐注疏的首要地位。　　

十三经注疏书目

　　古文经学为主而吸收今文经学者，仍注明为古文经学，如《毛诗正义》。

　　《周易正义》十卷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出自古文经学）

　　《尚书正义》二十卷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出自今古文经学）

　　《毛诗正义》七十卷 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出自古文经学）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出自古文经学）

　　《仪礼注疏》五十卷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出自今文经学）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出自古文经学）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出自古文经学）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出自今文经学）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出自今文经学）

　　《论语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出自今文经学）

　　《孝经注疏》九卷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出自古文经学）

　　《尔雅注疏》十卷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出自今文经学）

　　《孟子注疏》十四卷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出自今文经学）

　　诸经在汉代所出自今文或古文经学，依据《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注解传述人》，以及诸经注疏等文献材料。古文经学为主而吸收今文经学者，仍注明为古文经学，如《毛诗正义》。

关于经、疏单行本与合刻本之演变

　　在唐代，五经写本及石本为经、经注、疏各自单行。在《诗经》，诗音并多为单行。

　　经单行本，如敦煌唐写本P.2978《毛诗》卷十二至十四，为经序合本单行，因为序几乎等于经，故可径称之为经单行，只有小序、经文，没有传、笺。当然更无疏。

　　经注合本单行本，如：国图藏敦煌唐写本《尚书·舜典》，只有经、孔传，无疏，传用双行小字书写；敦煌唐写本P.2538《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有序、经、传、笺、章句，无疏，传、笺等为双行小字书写；西安碑林藏开成二年（837）刻石经（开成石经）《毛诗诂训传》，上海图书馆藏后蜀广政十四年（951）刻石经（蜀石经）《毛诗诂训传》五代拓本，亦皆是有序、经、传、笺、章句，无疏，前者经、注字体大小相同；后者传、笺为双行小字。

　　疏单行本，如敦煌唐写本S.498《毛诗正义·大雅·民劳》，为正义单行，只有疏，没有序、经，亦无传、笺；疏文中每段开头略引传、笺相应起止语，实为疏文之所有，非传、笺全文；传、笺起止，用朱书；疏文，用墨书。

　　诗音单行本，如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序》所述：“诗音多为别行。如斯二七二九号毛诗音，伯三三八三号毛诗音是。然亦有书于卷背者，如斯一零号、伯二六六九号，有书于字侧者，如斯五七零五号周颂残卷。注音字侧，最便诵读，盖宋人注疏本与释文合刻之先河。”（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民国五十九年，页3。）

　　今日所知最早的经疏合刻本，是南宋绍熙三年壬子(1192)以前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易》、《书》、《周礼》，及南宋绍熙三年壬子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毛诗》、《礼记》。

　　宋绍熙三年壬子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黄唐刊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黄唐刊记述五经从北宋经注与疏各本单行，到南宋经疏合刻的版本流变过程，十分清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宋越州本礼记正义跋》早已述及之。

　　宋绍熙三年壬子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七十卷，今藏国图 。国内今存最早的《毛诗正义》经疏合刻本，当为元刻明修本《毛诗注疏》二十卷，今藏国图 。

　　北大版《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首《整理说明》：“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渡之后，始有合刻本。其中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称‘宋十行本’，为最古之版本。”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此说之误有三。第一，在唐代，经、经注、疏各自单行，未见注单行，更未见注、疏合本单行。第二，宋绍熙三年壬子(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刊行《毛诗正义》经疏合刻本，该司刊行《易》、《书》、《周礼》经疏合刻本，更在此年之前。所谓岳珂（1183～1234）《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并不是经疏合刻的“最古之版本”。第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所刻九经三传及其《九经三传沿革例》，不出於岳珂及其子孙，而是荆溪岳浚据宋末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重刻；时已在元初，故不避宋讳。张政烺《读〈相台家塾刊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早已述及之。

　　《十三经注疏》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缩印清江西书局重修阮元校刻本，方便阅读。其中异文校勘或存在问题，应注意核对宋刻本。现在宋刻本影印渐多，已比过去易得。

　　[1] 《论语·述而》：“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2]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3] 《论语·宪问》：“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曽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也。”

　　[4] 《论语·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5] 《论语·宪问》。

　　[6] 《论语·季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