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师资格证的书_中学教师资格证的书可以考小学的吗

　　古玩地摊，那两张泛黄且破损的证照，被老板奇货可居地陈列着。我假装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又一眼，挪不动脚步。

　　近几年来，留心于包头本土的老物件、老资料与老照片，也很见过几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然而，民国时期的教师资格证却是头次看到，何况还附有一张教师聘书。

　　老板索价不菲，而且拒绝讨价还价，只是允许在那堆古钱里面任选六枚，作为安慰。我站起身来，眼光挪向下一个摊位，慢慢地离去，老板却没有唤我回来。唉，只得空转了一个大圈，再回到他的摊位。

　　我在书案之上，小心翼翼地展开这两张证照，细细端详，从中寻找着往昔的蛛丝马迹。

　　受着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尊师重教"历代传承。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紧临着北京孔庙，每个县城也都建有一座庄严的大成殿，供奉着孔老夫子。

　　几千年来，教育工作者并没有资格证，官办的学校是一纸任命书，私塾则是一纸合约。作为"先生"，凭得是满腹经纶，凭得是高徒中榜的口碑，并不需要其他证明。

　　那个手持戒尺、摇头咿唔的"先生"形象，与古老的教育体制一起，刻在历史记忆的深处。

　　1909年12月，清政府颁布《学部奏遵拟定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对实施检定的机构及人员、检定的类型、参与检定的资格条件和通过的要求、丧失资格的条件等做出详细规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教师资格认定制度比较完整的规定，也是中国具有现代意义教师资格制度的雏形。

　　然而，此际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息，对于教师资格认定制度，虽有明文规定，却是无暇实施。

　　民国前期，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和认定制度，基本承袭清制，但其检定方法更加严格、规范，较清末有所完善。遗憾的是，从留存史料来看，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省市地区举行教师检定试验，相关政策法规并未真正实施。

　　中国并不缺乏有识之士，中国制定的法规政策也颇为可圈可点，怎奈时局变幻无常，没有体制保障的规定，往往沦为几张废纸。

　　1936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教员检定规程》，明确规定："自发给检定合格证书之次学期第一日起，定为四年。在检定有效期间: 教学成绩特别优良，经省市督学查报有案，或经县教育局长，切实呈报，或服务期间在暑期学校得有成绩证明书者，期满后仍给予有效期间四年之合格证书；连续得二次合格证书者，期满后，给予长期合格证书。其成绩不良者，在合格证书期满后，须重受检定。"

　　这条有些拗口的规定，初步确立了教师资格的绩效考核体系。

　　这些制度，随着那个政权的覆灭，烟消云散。不过，如今实施的"教师资格制度"，或多或少，有着当年教育改革的影子。

　　1946年的教师资格证（包头市南龙王庙徐麦涵道长收藏）

　　眼前的这张泛黄的教师资格证，正式称谓是"教育行政人员暨小学教职员审查合格证"。

　　颁发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即公元1946年，正是侵华日军投降的第二年。

　　颁发人则是"包头市长兼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雷震"。一张小学教师资格证书，由市长亲自挂衔颁发，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抑或是对行政权力的控攫……

　　获是这张证书的是：杨增茂，年三十五岁，系山西省忻县人。

　　1946年的教师聘书（包头市南龙王庙徐麦涵道长收藏）

　　另外一张泛黄的纸张，则是"包头市立官井梁街初级小学聘书"，内容为"兹聘请先生为本校级任教员，待遇依照省府规定，每周须授课在1000分钟以上，并请遵守本校聘约之规定是荷。"

　　后面附有聘约：

　　一、本约暂以一学期为定（待遇自发聘约之日起）；

　　二、下学期续约时，假期中待遇一律奉送；

　　三、如下学期他就时，则发给至最后授课之月终；

　　四、如因故请假在一周以上者，须商得本校长同意请代课教员；

　　五、须参加本校各种会议，并执行决议案，以及学生自由活动指导等工作；

　　六、须于课堂内外随时随地管训学生；

　　七、如因故离职时，须事先于一周前通知本校长，并须于有接替人后，始能离职；

　　八、本约于发出聘书时即生效。

　　这份聘书，所聘者正是那份教师资格证的所有者——杨增茂。

　　聘书时间写为"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一日"，而教师资格证的颁发时间为"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大约，杨增茂刚刚获得教师资格证，便收到了聘书。

　　也有可能，聘书竟是早于教师资格证发出，如此看来，杨增茂还是颇为抢手的。

　　不过，当个小学教师确实也不容易，"每周须授课在1000分钟以上"。

　　民国时期，已有周末休息之例，如以每周6天授课来算，平均每天授课166分钟，相当于2.8小时。如果按照如今小学每课时40分钟来算，每周为25节课。

　　这样的工作强度，匹配"省府规定"的待遇，不知可否令杨增茂老师满意？

　　然而，聘请杨增茂老师的校长冯培德，却为按时给教师们发放薪水而犯愁了。

　　在《包头史料荟要（第二辑）》（1980年8月）载有一篇《旧包头教育亲历记（上）》，当年教育系统的负责人秦邦祯有着这样的一段记述：

　　官井梁小学校长原为冯培德，由于该校一位老师联络部分老师一起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按时发薪。事件发生后，身为包头市警备司令的王雷震，本来在校接见师生的时候表示设法解决问题，可是第二天早上上班却突然告诉我说已将那位教员抓起来了。这便引起了一场事端。冯培德要求辞职。我向市长反映，经市长同意，便任命张希贤为校长。

　　短短几句话，将抗战之后，国内百废待兴，教育尤为捉襟见肘的窘状，折射出来。甚至，隐约透露着一场教师与政府相抗的政治风波。

　　巧了，王雷震的大名正是写在那份教师资格证上，而冯培德的大名则写在那份教师聘书之上。

　　这场风波，在《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1987年12月）所载的《小学教员罢教》文章之中，刘梓贻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述：

　　当时伪币贬值，物价一日三涨，人民怨声载道，伪军政人员却不屑一顾，整天忙于发国难财。那时，小学教师的工资最低，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1946年7月至9月，三个月不给发工资，教师家庭生活顿成问题，不少人典当衣物，维持半饱，或求亲告友，靠借贷过活，有的人只好脱离教育界，另谋生路。九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部分教师秘密集中在官井梁小学，开会讨论罢教问题。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罢教，什么时候给发工资什么时候再复课。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在一块白布上签了名，其中有赵孟初、冯培德、苏丕承、盂宪华、刘梓贻、崔俊、葛玉庭等三十多人。第二天，部分市立小学开始罢教。这一行动，使反动当局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采取镇压手段，把苏丕承扣捕，关了八个月监牢，开除了官井梁小学校长冯培徳；一方面召集各小学教师开会，解释三个月不发工资的所谓原因。没过几天，总算把所欠三月工资补发，但因物价暴涨，三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不够买一斤粮食，成了一堆废纸。

　　那段时期的教师命运，充满着酸楚！

　　民国时期的教师资格证，本已难得，又有与之对应的聘书，又有与之呼应的历史事件。其文献资料之价值，远超所付的那些钞票。

　　漫步古玩地摊，常有意外的收获！

　　写于：2021年6月

作者简介：黄翔，网名“阴山小虫”，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九原博物馆 理事、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