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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灯 （农健、梁淑怡/图）

　　黄灯现在总是广州、深圳两地跑。

　　2020年，她离开已任教十多年的广东金融学院，从她笔下遥远又偏僻，城乡接合部混乱、喧嚣的龙洞城中村，来到高楼林立、欣欣向荣，象征现代、繁荣、互联网与中国经济成就的深圳南山区。

　　她的新身份，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从二本院校的学院院长一职卸任，来到专科学校，很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

　　过去两年，黄灯接受了很多采访，也拿过一些奖项。在教育市场化、阶层流动与青年一代的焦虑日益成为社会痛点话题后，她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在精英学子关于“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的自嘲声中，让更为隐忍、少被看见却代表大多数普通年轻人境遇的二本学子浮出水面。

　　他们大多出身草根，来自下岗、农村家庭，是家族里耀眼的第一个大学生，背负读书改变命运的期待。面对很多高薪工作“985”“211”的招工要求，他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可能一生“普通”的现实。大学毕业后，黄灯的许多学生在送快递、卖保险、奶茶店打单，蜗居在城中村狭小的出租房中，在大城市中漂泊无依。

　　2021年10月，黄灯凭《我的二本学生》获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

　　12月22日，最新的一期《十三邀》中，黄灯坦言，对于这本书，自己曾面临“写与不写”的抉择。面对别人的不幸，好像表达是一个问题，不表达也是问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黄灯说自己确实面临“艰难的抉择”。

　　小到一本书的写作、一次工作的更换，大到人生目标的确认，个体无时不处于抉择之中，这些选择像是一个个坐标，草灰蛇线般为我们埋下命运的伏笔。

“年轻人挺渴望理解的”

　　广州家中，梳着简单马尾、穿粉色针织衫的黄灯，在镜头前有些动容。这期《十三邀》节目中，她谈到了写作《我的二本学生》前后内心的挣扎。

　　“其实每次要写他们，我都要花很长时间心理建设。包括我写完之后，感觉心里被深深地伤了一次。就那种特别的暗淡、阴暗，因为你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对这个孩子了解不多，仅限于师生身份，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反而是和学生交往多了，他们把很多东西告诉你，“那种沉重感就出来了”。

　　她在书里写到一个广东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他是黄灯当班主任带的第一届学生，“混得不太好”，他非常努力，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规划考公、考编，却始终无法上岸。他将问题归咎于自身能力不够，但在黄灯看来并非如此，“他的家庭决定了他的抗风险能力太弱了，不能像别人那样放开去闯，或者欠债买房子。”

　　这种压抑和无力感异常沉重，黄灯写作时，经常会哭。另一个让她纠结的地方是，她知道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不能代表所有二本学生。

　　“其实写这本书，我的意图性很明显，有一个明确想表达的观念，但我又知道这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结论的。”黄灯的写作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她在《我的二本学生》的序言中写道，“作为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历者，在急剧分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企图通过文字勾勒高校学子的真实场域，以凸显普通青年进入社会后突围、挣扎以冲破自身局限的路径。”

　　但她清楚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建立在所有的样本之上。“我的很多学生混得都不怎么好，很多人就说你的学生怎么过成这样，也有过得很好的，他们说得也没错，其实我一开始写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在黄灯的个人经验里，那些所谓“混得好的孩子”，和她的交往并不多，在教书过程中，她曾有意找这样的个案多聊聊，但很多孩子有警惕心。她没有相关材料，又不能凭想象写作。但就算只看到了一部分，那些所谓的失败者，也是真实的，一个作家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穷尽，她确信自己不是在表达偏见。

　　2020年，头一年毕业的2019级学生，有好几拨来到黄灯家聊天，分享他们找工作的经历，“他们觉得我写得还是蛮真实的，就是他们真实的境遇。”有学生毕业后住在广州白云区偏僻的城中村，守仓库，送快递，做了好几个月。有学生后来找到了杂志社的编辑工作，或是回老家。他们中午来黄灯家，吃过饭后，聊到傍晚五六点，再搭顺风车回去。

　　有一些许久没联系的学生也找到黄灯。2006级的一个女生，以前和她交往不多，但看到她写的这个班级，忽然回忆起了很多东西。有学生会把以前在课上做的笔记发给黄灯，还有一个学生强烈要求黄灯在下一本书里把自己写进去。他不断发来自己的故事和材料，说“老师我再给你爆个料”。

　　这个男生以前在同学中被认为性格怪异，父母在东莞打工，会在学校偏僻的荒地上种向日葵。但他也有理智的一面，喜欢一个女孩子，却不愿去谈恋爱。理由是谈恋爱也没用，男生没有事业，还谈什么爱情。男生要求黄灯写他，要写真实的名字，不仅写好的，还要写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年轻人挺渴望理解的，他不是说要有好的评价，而是有人理解他，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黄灯说。

“我们虽然很普通，但是我们很自信”

　　1974年，黄灯出生在湖南汨罗。1990年代初，她通过高考进入岳阳大学，毕业后在湖南一家国营工厂从事机关行政工作，1990年代末，下岗后，黄灯重新备考，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2016年，黄灯写作的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在网上热传。她后来写作《大地上的亲人》一书，详细记录了婆家、娘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延续。

　　黄灯回忆，也是从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开始，她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不会再按一个学者的路径发展，而是将写作作为自己的志业，将非虚构作为自己表达的语言，“以后可能在创作和做研究之间，我会有一个明确的选择。这是蛮明显的一个转变，因为整个换了一个系统。”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许多人看见黄灯最新的职务信息是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会认为她是在为下一本书写职校生做准备。黄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2018年，她就在考虑换工作。这也确实与她的写作计划有关，此前在广东金融学院担任财经与新媒体学院院长，需要身兼管理职责，常觉得写作精力有限。

　　当时黄灯有好几个去处，有的学校学科发展很好，有博士点，甚至是211院校。但她最终决定去深职院，许多人不理解。有一个师兄听说后，打电话说了她40分钟，“一定阻止我去，他真的是苦口婆心”。

　　但黄灯对深圳这座城市感兴趣，也想深入了解职校生群体。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异质性的经验，“人换一个环境挺好的，会激活你以前的经验。”

　　到了深职院后，黄灯发现有老师长期在做“学生志”项目，写了三四本书，里面全是关于职校生状况的一手材料。“我就很惊讶，找到同行的感觉”。她和六七位老师组织了一个非虚构写作工作坊，老师没有酬劳，学生也没有学分，依然吸引了不少人参加。

　　在课堂上，有学生谈到，入校之前，他们原本对职校很有成见。但这所学校对他们改变很大——因为职业院校对职业技能的培训，会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东西，而远离虚无。甚至有学生说，进入大学之前，总被认为是最差的学生，但现在发现自己是优秀的。“我们虽然很普通，但是我们很自信”。

　　“当然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专科，就是一个专升本的问题，很多职业院校没有机会升本科。”黄灯说。

　　在深职院，学校专门开设了课程讨论职业伦理，认为人文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很重要的一块。“中国教育也在面临转型，很重视职业教育，但是我觉得办职业教育的难度比办一般学术性本科更大，因为它跟产业、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深职院属于各方面都有办学优势的学校，因为它在深圳，产业又发达。”

“互相看见”

　　按照原计划，《我的二本学生》原本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老师在学校对学生的观察和追踪，另一部分是去到学生家里，对其原生家庭环境的描摹。黄灯写完第一部分后，发现已经自成一体，便没有将两部分强行糅合。下一本书，她准备写到学生家去的所见所闻，“家长对高等教育的认知”。

　　黄灯喜欢去现场，从2017年起，她陆续走访过许多学生家庭，最远的到过云南腾冲、安徽安庆，最多还是在广东省内，疫情后有些中断。当时有学生妻子还怀着宝宝，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期待还停留在1980年代，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当下社会已经面临那么多的挑战。

　　“因为这些孩子考出来太不容易了，他就会觉得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应该也是一件可以改变命运和家庭走向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有那些事情，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这是我的一个感觉。”这种微妙的错位感，黄灯觉得也是导致许多学生不愿意回老家的原因。

　　2021年3月31日，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作品颁奖礼上，黄灯说，“对我而言，需要警惕的是，除了表达和看见，更需要的是行动，我就是一个老师，我希望永远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分担共同的困境。”

　　对于行动的定义，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到了两件小事。在广东金融学院教书时，有学生考重点大学研究生，笔试成绩排在前几名，但是因为第一学历不好，面试时很难面上。她一直想呼吁，重点大学和好的企业招人时，“不要特别强调学校分三六九等”。

　　另一件事是，有岳阳大学校友在广东佛山的企业做高管，2020年曾和她商量做一个就业平台，“你熟悉企业信息，我和国内很多二本院校老师有联系，我们能不能做成一个平台，专门解决那些就业难的孩子。”这个计划因为疫情暂时搁置，黄灯心里一直记挂着。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令黄灯意外的是，对这本书关注和讨论最多的，反而是媒体和一些名校精英。她去清华、中大、暨大都做过演讲，许多学生说，你是不是在给二本学生贴有歧视之嫌。黄灯以前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她很自然地起了这个书名，“我真的没想到他们反应那么激烈”。她问了好几个书中写到的学生，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学生说不会。“他觉得我能通过写他们，让大家关注到这个群体，他们反而会有一种荣誉感。”

　　有一次在华南师大讲座，一位女生说，她考到华师大，曾经想自杀。因为她来自广州很好的高中，许多同学去了985，她来到211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书中的二本学生，让她从另一个视角看自己。这让黄灯感到欣慰，这一年来接触过不同样本群体的年轻人，让她得以从更大的图景理解当下社会。

　　“一方面，弱势群体我们需要关心，但是家境好的孩子，他们其实也是改变这个社会的很重要的群体。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年轻力量调动起来，让大家互相看见，互相沟通和理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而不是说形成撕裂、对立和互相歧视。”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引发了好几轮关于高等教育的讨论。对于这一最初的问题意识，黄灯这一年多来也有新的思考。“我也在反省自己，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难，因为我和我的同门讨论，他们就反对我的这个判断，说我们70后这一代人，以前只有读书和参军这条路，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还可以去打工，我们以前进城特别难，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进城。我听到的不同的意见，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现在回过头看，尤其是疫情这两年，整个国际环境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新的挑战摆在那里，年轻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影响），这可能就是社会的常态。”

　　由于《我的二本学生》侧重呈现学生在社会上难以立足的状况，黄灯希望在下一本书中探讨一些建设性意见。“我争取走访一些学生，看看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才能在社会上更好地立足。”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