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高级会计师复查_天津会计成绩复核

　　1984年5月4日，朱极坤（前排右一）与天津市检察院复查组成员合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朱极坤自从到了检察院工作以后，就成了把工作看得比生活还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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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检察生涯

　　母亲的检察生涯可谓一波三折。

　　1956年，30岁的母亲从北京8341部队转业到天津市检察署（现天津市检察院的前身）工作，虽然是半路出家，许多事情都需要从头开始学习，但是母亲丝毫没有退缩。

　　每次遇到不懂的问题，她都会主动向同事请教，还经常把经验记录下来，融入到自己的办案中。母亲当年的同事曾夸赞她说：“朱极坤是个本分人，她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对案件中一些拿捏不准的细节，她会想尽办法弄明白为止。”

　　在检察工作的岗位上，母亲扎扎实实历练了10年。然而正当母亲在检察工作中有了更多的目标和方向时，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天津市检察院遭到被撤销的厄运，母亲也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的7年时间里，母亲始终勤恳工作，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和定额指标，没有丝毫怨言。

　　1973年，母亲终于等到了“落实政策恢复名誉”的文件。当时，厂领导把正在流水线上干活的母亲叫到办公室，向她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得知自己被调到天津市高级法院任职，已经48岁的母亲热泪盈眶。而此时，和母亲一起工作了许多年的工人才知道，母亲原来是政法机关干部。

　　朱极坤在天津市检察院工作时的证件。（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熟悉的政法机关里工作，母亲勤勤恳恳，每天早出晚归。面对案件，调查、量刑、定罪、宣判等，在各项工作中她都严谨有序、审慎把关，依法打击惩处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母亲回到阔别11年之久的天津市检察院。

　　彼时，母亲已经50多岁，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当时我家距离检察院骑车需要一个小时，每天除了在路上奔波就已经很辛苦了，如果再加上办案工作的繁重，母亲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但是母亲坚持要去一线办案，她想要在自己喜欢的检察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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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平正义写在每个案子里

　　有时候我也会好奇，检察工作对母亲来说为何如此重要？她遇到过什么案子？多久才能忙完……

　　面对我的疑惑，有空的时候母亲也会简单地和我聊上一些。有一起母亲办理过的案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母亲办理了一起杀妻案。犯罪嫌疑人李向义是一名粮店主任，由于自己的私欲和贪心，他窃取了公家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后来，妻子举报了丈夫的贪污行为，丈夫一气之下，借着陪妻子去海河散步的机会，将她推下了水。

　　面对在水里挣扎求生的妻子，李向义丝毫没有手软，把妻子的头使劲往水里按，直到妻子再也无法呼吸，李向义才松了手。

　　母亲第一次提审李向义时，他坚称检察机关没有证据，奈何不了他。为了让李向义认罪伏法，母亲数次走访案发现场，终于得出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

当时有几位群众发现李向义夫妻落水时，想前来帮忙，但是都被李向义搪塞过去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他还表示自己可以救起落水的妻子。

　　后来母亲又有了更多的发现。一位渔夫打捞起李向义妻子的尸体后，向附近派出所报了案。结果民警发现，作为丈夫的李向义并未报警。与此同时，母亲还拿出了一封检举信，上面清楚地写着李向义妻子的名字。面对这些证据，李向义最终承认了自己的杀妻行为。

　　母亲告诉我，当嫌疑人为自己的罪行进行狡辩时，检察官如何查明真相，怎样让对方真诚悔罪……这一系列问题都大有学问，需要在办案中不断思考和体会。

　　检察官这份职业关乎法律的公平正义，也关乎每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个好的检察官，要做到为个人甚至于为社会维护好公平正义。

　　1982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两项通告，这期间天津市检察院的案件数量也在猛增。

　　当时，母亲已经59岁，却依然在坚持办案。那时，加班对她来说也成为一种常态。短的时候几天回不了家，最长的一次连续十几天她都住在单位办案。

　　作为一名年近六旬的女检察官，母亲不辞辛苦，严格执法，从提讯人犯、内查外调、核实证据到批捕起诉的全流程，都做到了案件顺利办结，没有发生过一起冤假错案的情况。母亲经常告诉我，一起案件会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因此在办案时，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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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即使在生活中要面对许多艰难，但她每次都咬紧牙关挺下来了，而且丝毫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我两岁的时候由于气管炎病情加重，转成了哮喘，一年里住了六七次院，也好几次出现生命垂危的情况。在紧急时刻，母亲坚持不放弃，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当我的身体刚有所好转，弟弟手术时突发医疗事故，导致肺被摘除了一个，虽然命保住了，可也基本丧失了基本生活能力，终身致残。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母亲心疼不已，同时也更加辛苦。她和父亲轮流去医院照顾我们，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

　　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的生日是在母亲的共同陪伴之下度过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母亲的辛苦。特别是1993年12月底，当我调入天津市检察院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真正从事检察工作后，我更加明白了这份工作的职责所在。

　　有一次春节前，我和同事在天津市警备区某仓库进行全系统枪支保养、清点至其他单位交接时，在清点了两遍枪支数量后，发现少了一支。枪支丢失可是重大失误，当时在场的同事都惊出一身冷汗，我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在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后，我决定跟枪管干部回单位仔细查找，终于在单位保险室枪柜里找到用绒布和报纸遮挡住的手枪。经过这次的事情，我觉得每一项检察工作都不是小事。

　　后来，我也鼓励女儿进入检察系统工作，这样我们一家三代都可以为检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幸运的是，女儿于2012年11月进入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从事控申工作。从此，检察院的信访大厅里又多了一个耐心细致做着控申检察工作的身影，这也让我觉得很欣慰。

　　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我们一家三代检察人都在书写着平凡的检察故事。

　　陈日新在天津市检察院退休党员活动室学习读报。（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一直很感激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因为她对检察工作的热爱，对法律公平正义的追求，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即使是在母亲离休之后，我也经常向母亲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有问题也会及时向母亲请教。

　　母亲在办案一线一直工作到61岁才退休。2010年12月底，母亲重病住院，弥留之际，她在病床上艰难写下“要穿检察制服”几个字。2011年1月4日下午，母亲走完了她85岁的人生路程。按照母亲的遗愿，我给她穿上了检察制服。

　　虽然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对检察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一直影响着我。（陈日新，天津市检察院退休干警。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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