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纶学典小升初衔接教材英语答案_小升初英语衔接教材电子版

　　近几年一直忙于整理《陶亢德文存》。编务临近尾声时，有友人忽然问我知不知道“荻崖”，说是有人认为这也是陶亢德的笔名（详见涂晓华《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至179页）。这一提法闻所未闻，刚想发声埋怨，友人紧接着说，他觉得荻崖不是陶亢德，故迟迟未提，以免徒乱心神。现在我终于有了馀暇，重新检视一番，确证友人的观点不误，而且还真的有所发现。

　　先看涂晓华在书中如何介绍：

　　荻崖，即陶荻崖，是沦陷时期最重要最活跃的日本文学翻译者。他活跃在《杂志》《风雨谈》《女声》《文友》等杂志的《日本文学介绍》栏目中。笔者在所接触到的多本介绍沦陷区上海文学的著作中，没有看到谈荻崖的文字。通过阅读《杂志》《风雨谈》《女声》杂志，结合陶亢德的经历，在比较、印证之后，笔者以为荻崖即陶亢德，尽管各种版本的陶亢德小传中没有笔名荻崖出现。

荻崖姓陶，但非陶亢德

　　荻崖可冠以陶姓，至少四见：

　　一、1943年2月15日《申报》第2版报道《市府宣传部昨召开文化界谈话会》，称前一日上午十时，假江西路都城饭店二楼，举行文化界谈话会，市长陈公博、宣传部长林柏生主持会议，并列出参会的七十馀名文化人中的55人名单。此名单不依姓名音序或笔顺，其中陶荻崖排名第48，列于“左俊生”之后。

　　1943年2月15日《申报》第2版报道

　　二、1944年1/2月合刊《风雨谈》第9期目录中显示陶荻崖翻译泊莱姆·羌达（今通译普列姆昌德）著的《咒语》，虽则正文仅署荻崖。值得注意的是，本期杂志还刊出了陶晶孙《创造三年》以及陶亢德《自传之一章》。

　　三、1944年11月号《杂志》第14卷第2期“文化报道”预告称：“陶荻崖译之横光利一名著《后[纹]章》，都二十万言，将于年内由东方文化编译馆出版。”同一页上还有：“陶亢德有志写一二十万言之长篇《乱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为背景，将有不少作家在该书中露脸。”又，荻崖在书评文章《横光利一的〈纹章〉》（《读书杂志》1945年第1卷第3期）的开头，谈及此事原委：“去年秋末，受到东方文化编译馆小竹和武田两先生的嘱咐，就决定开始翻译日本横光利一氏的名著《纹章》。……三个月之间，总算把十七万馀字的初稿译成了。……现在除了等候作者的译序之外，还在校改之中。”可知译稿确已完成，只是最终我们没有见到成书。至于陶亢德的小说，估计从未动笔。

　　四、1944年12月号《杂志》第14卷第3期以“文学者印象”特辑形式，大幅报道了前不久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特辑前言”称：日本代表来沪时，本社曾约诸代表聚谈，并特约陶荻崖先生记录成文，曰“日本文学者剪影”。内页中有记者专访日本代表团团长的《长与善郎访问记》，称“在十一月八日，记者得悉长与先生已经来沪，住在都城饭店六〇二号房间，记者便约了精通日语的陶荻崖先生，拿了内山先生的介绍信，到都城饭店去访问这位日本的老作家。”荻崖《日本作家剪影》则写大会结束后，与会的日本作家一行返沪，作者跟随《杂志》社的吴江枫，邀请日方代表长与善郎、丰岛与志雄、阿部知二、高见顺、火野苇平、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草野心平及池田克己等人去四马路“呷酒持螯”。在路上，丰岛对荻崖说：“喂，陶君这儿不是有一家很好吃的蟹粉店吗？去年一起来过的？”

　　——之所以不惮其烦地抄录上述文字，是想把荻崖姓陶这一点确定下来。因为涂女士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进而作出“荻崖即陶亢德”的错误判断的。涂女士摆出论据：首先，1943年8月15日出刊的《文友》第1卷7期编辑室：“荻崖先生精通日文，译述和创作都很丰富，想也早为读者所知了。”所以，荻崖是当时文坛的知名作家。其次，1944年12月1日[陶]晶孙在《文友》发表译文《值得介绍的日本文学》谈及，“而现在又接到以前请荻崖先生所做的对于一般中国读书人需要的日本文学翻译介绍，抄在下面……”言下之意是，既然陶晶孙文中出现了荻崖，则荻崖不是陶晶孙。此外，涂女士还举陶亢德译长谷川如是闲的名著即将刊发，又在1943年8月至1944年3月间（祝按：准确地说，是到2月底）在日本呆了半年，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故认定荻崖即陶亢德。

　　丰岛与志雄

　　1944年12月号《杂志》第14卷第3期

　　可惜，这纯是误会一场。经查检，1941年至43年间，荻崖在《经纶月刊》《日本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日本当代小说译作，即至少在那时，他的日语造诣应该相当高了。但陶亢德那时是否精通日文呢？答案是否定的。试举二例：

　　1943年11月出版的《风雨谈》第7期，有一篇陶亢德的《东京通讯》，写他某日去鹭宫访实藤惠秀，与之用中文对谈，并道：“在实藤先生家里，还决定了两件事，其一是请他开一张关于日本文化名著的书目，其二是请他在早稻田日本学生中找二位教我日语的教师，这一件事今天有在早稻田肄业的留日学生易君见告，说已请定了一位姓安藤的早稻田十六年毕业生，大概下周起我要天天あいうえお了，但不知这个老学生尚可教否。”

　　1944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天地》第 4 期亢德《东篱寄语》，记他在银座三越百货公司书籍部买书，发现缺页，第二天携书去换，因言语不通，差点闹出误会。文中感叹：“你想言语不通够多窘人，要是我日语如流，一开头就说明如此如此，不是省事多多么？”可见陶亢德当时对日语远非精通，会话能力尤其弱。

　　行文至此，还应提一下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吕慧君副教授，她曾于2013、14年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两篇日语论文[①占領期上海における『上海文学』と『雑誌』: 内山完造と中国文化人荻崖、陶亢德に着眼して(戦間期東アジアの日本語文学)--(メディア表象: 雑誌・出版・映画)，《アジア遊学》(167),32-44,2013年8月、②横光利一の『紋章』の翻訳とそれに関わる中国文化人荻崖，《横光利一研究》(12),117-124,2014年3月]，驳斥了荻崖是陶亢德的可能性。但文章我无缘寓目，不知其具体论据为何。

荻崖可能是陶晶孙吗？

　　之前我注意到《值得介绍的日本文学》里提及荻崖的那段话，实来自文后附言。假如这是编者所拟，还真不能排除他一定不是陶晶孙。何况还有不少“证据”，例如荻崖参与《女声》杂志，而陶晶孙恰是《女声》的特邀作者；荻崖与内山完造很熟，一起做过访谈，而陶晶孙与内山也是老朋友。前文提及，1944年陶荻崖与丰岛是再度见面，彼此熟络得很。而1943年11月19日《申报》报道“中日文协昨欢宴日本文学家，丰岛与阿部两氏均出席”，其中丰岛即丰岛与志雄，而作为中日文协的重要成员，陶晶孙是欢迎晚宴的主宾。1944年11月，陶晶孙赴南京参与了文学者大会，而荻崖则在日方代表出发前以翻译身份去采访，又在他们回来后与之聚宴。

　　当然了，反例也有。如前述《文友》1卷7期“编辑室”在介绍完荻崖后，紧接着还有如下文字：“下一期，本刊将有陶晶孙先生等的随笔，请注意。”下期《文友》里，陶晶孙的稿子如期登场，竟赫然排在头一篇。——荻崖未曾有过这待遇。

　　此外，荻崖的随笔《“你吃过饭了没有？”》（《文友》1943年第1卷第7期），谓“咱们薪水阶级而家无黄脸婆……的独身家伙”，假如是自况，则只此一例便可判明他既非陶亢德，又非陶晶孙。因为陶亢德在1942年12月出版的《大众》杂志有一篇散文《儿女》，开门见山说：“鄙人年未不惑，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而据《陶晶孙年谱》，他早在1924年即与日本女子佐藤操结婚，此时也已有了三名男孩。

　　问题是，上述或正或反试图将荻崖与陶晶孙联系的证据只停留于纸面，不见得都是事实。极而言之，假如荻崖欲“隐藏”真实身份，他文章里所写的，难保不是为了掩饰而故意“创造”出另一人格来欺瞒读者的。而杂志编者也未必知情。这与前述证明荻崖非陶亢德有所不同，因为精通翻译与否，是客观事实，是很难掩饰的。种种迹象表明，在1943年至44年荻崖的活跃期，他与陶晶孙之间的时空距离非常近。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呢？

陶涤亚现身

　　1944年11月荻崖与吴江枫接待的日本作家里有一位高见顺，此人平素有写日记的习惯，1964至66年，东京劲草书房出版过一套《高见顺日记》。我于是向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山口早苗女士求助，承她帮忙，当天便扫描两页日记传给我。日记里写，11月17日夜，杂志社吴江枫请吃蟹，同行的日方人员若干，偏偏没提陶翻译。（有趣的是，此人对大闸蟹的兴趣颇大，日记里不仅大谈如何拆蟹，甚至附有手绘图。）18日则记着：キャセィ（即Cathay，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聚餐，陶晶孙等“老作家”招待。荻崖若真是陶晶孙，高见顺何至于一字不提呢？我不禁怀疑，荻崖的身份并不尊贵，极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日语翻译，所以才会被忽视。假如这判断靠谱，恐怕更难办。想当初，翻译人才着实不少，陶亢德就挖掘过一位译界能手“越裔”，曾将林语堂的《瞬息京华》《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可至今连其真名实姓都无法搞清，遑论其他。

　　高见顺日记862-863页

　　高见顺日记864-865页

　　不如换个思路，《文友》是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所办，既然荻崖是此刊的常客，他很可能是文协成员。由此入手，兴许会有新发现。

　　中日文协上海分会成立于1941年1月29日，至1943年10月4日改组。21日《申报》报道“中日文协昨开文艺座谈会”：昨日下午三时，在圆明园路该会，邀请本市著名文艺作家陶晶孙、周越然、杨光政、沈凤、谭惟翰、潘予且、吴易生、关露、丘石木、鲁风、江洪、林微音、杨之华、康民、雷振源、穆穆等三十馀人，召开文艺界座谈会，讨论主题为“如何介绍日本最新文学作品”。此事，在《风雨谈》第7期“文坛消息”中也有报道，名单里则多出一个人名陶涤亚，让笔者眼前一亮：荻崖与涤亚同音，会不会是同一人？很快又发现，与荻崖一样，陶涤亚也在《新影坛》杂志上现身，同样从事翻译工作。看来有戏。

　　此外，《文化汉奸罪恶史》里的一节“和平文化”的“大本营”称：“在罪积上最大的，还有陈彬龢与日本政府合唱的东方文化编译馆，这一集团，由吉田东祜[祐]等辈主持其间，替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的是陶荻崖、左丘、未明等人。”

　　近复得另一友人襄助，从《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十册中觅得“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东方文化编译馆事业概况”（奇怪的是，此部分内容与目录完全不符），中略谓：“本馆之设立，原为中日文化协会之企划”，适申报社长陈彬龢欲以编译出版日本近代优秀图书为目的，设日本文化研究所；同时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小竹文夫也想以同样趣旨编译，经文协当事者与两氏恳谈后，“共表赞同之意”，遂于6月1日成立东方文化编译馆，由陈氏与小竹分任正副馆长。此“概况”之“六、附录”项下之（一）役员及职员名单中，陶晶孙名列“理事”，武田泰淳为编译主任，而（三）编译者名单中则出现了陶涤亚，确证荻崖正是陶涤亚的笔名。

彼陶涤亚非此陶涤亚

　　同一时期，国民党CC系也有一个同名的政论家陶涤亚（1912—1999）。据《陶涤亚先生事略》（台湾《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二十辑》）记载，此人中学期间即秘密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以陶忧亚笔名撰文反帝反军阀。10月，武汉光复，被保送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步科，改名涤亚。从军之馀，不忘写作，曾在《革命军日报》连载《从军杂记》，被林语堂誉为可与同期女生队同学谢冰莹之《女兵日记》媲美。以后又主编武汉《民国日报》文艺周刊《人间》、小报《碰报》，其创作兴趣逐步从文艺转向政论。

　　他在1939至44年的经历是：

　　民国二十八年武汉会战后，国军转进，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陶公携眷入川，由中国国民党宣传部聘为编撰委员会委员，并兼中国文化服务社服务部主任。蒋公“文胆”陈布雷爱其才，曾欲邀入侍从室第二处工作，遭陶公婉拒；陈乃向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推荐重用，聘陶公为设计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第一组召集人。民国三十一年五月，黄少谷调任第三厅厅长，力邀陶公出任第一科少将科长，主管文宣工作之指导，其后又兼管第四科军中新闻工作，包括军报社论委员会，每日拍发各战区阵中日报，集各军、师作战之重要新闻、电讯与社论，日以继夜、责任繁重，虽在敌机疯狂轰炸下，从未间断。黄少谷接任重庆扫荡报社长后，敦聘陶公为兼任主笔，当时该报社论与战讯，备受各界重视和好评。民国三十三年，陶公升任第三厅副厅长，兼军中文化工作研究班驻班副主任。

　　——上述履历，足以排除其在上海沦陷期间向沪上日伪系统刊物投稿或现身的可能性。

上海的陶涤亚

　　随着检索方向的调整，上海陶涤亚的身影逐渐浮出水面。

　　1940年李香兰主演的电影《支那之夜》由日本东宝映画公司与中华电影联合有限公司（简称“华影”）联合出品。1943年5月下旬，插曲《苏州夜曲》在百代公司灌录中文版，胜利唱片公司发行，由白虹演唱。（梅珠《白虹灌唱苏州夜曲》，《新闻报》1943年5月25日）这首歌刚问世便风靡一时，并传唱至今。此曲的中文歌词为涤亚所译：

　　投君怀抱里，无限缠绵意，船歌似春梦，流莺婉转啼。水乡苏州，花落春去，惜相思，长堤细柳依依。

　　似花逐水流，流水长悠悠，明日飘何处，问君还知否？倒映双影，半喜半羞，愿与卿，热情永存长留。

　　倘若将时代背景全数抹去，这歌词韵脚周正，倒是恰如其分地传递出苏州水乡那柔情似水，情意绵绵的气氛来。只是不合时宜。难怪当年在唱片上读到这歌词的人，会态度鲜明地指出：“大概是敌人在枪刺下压榨出来的呻吟而强言强欢的‘中国人的艺术’吧。”因为“歌词下却又分明地有着怪刺眼的字，说是日本什么东亚军报导部许可，华北艺术协会推荐的”。（袁微子《心的贞操》，《东南日报·笔垒》1947年2月17日）与此同时，也不妨揣度一下作者的心态，假如歌词水平低劣，又何必抄录呢？——译者涤亚，应是陶涤亚。

　　又，1944年3月18日《申报》报道“《春江遗恨》昨行开拍礼”：

　　中华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盟邦大日本映画株式会社，为求中日文化交流起见，决正式合作拍摄《春江遗恨》巨片，经长时期之筹备，业已就绪，于昨（十七）日午后二时在该公司徐家汇第四制片厂隆重举行开拍典礼，并招待本市新闻界前往参观，计到该公司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总经理冯节，制片部长张善琨，宣传处长马宗耀，秘书陶涤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筈见恒夫，导演岳枫，胡心灵，明星严化，梅熹，李丽华等，盟邦方面计到大使馆情报部长岸伟一，大日本映画会社导演稻垣浩，坂本[阪东]妻三郎，东路史朗，石黑达也，小仓浩一郎等数十人，情况至为热烈，李丽华剪彩，该公司川喜多副董事长冯总经理相继致词，并举杯互祝成功。

　　1944年3月18日《申报》报道

　　《春江遗恨》（日文名：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为上海的烽火）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日合拍电影，由“华影”与大日本映画制作株式会社联手完成。1944年11月在沪公映。当月10日出版的《华北映画》第68期公布的名单显示，影片的中译亦为陶涤亚。（转引自邵迎建《电影〈春江遗恨〉幕前幕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期）

　　综合以上所有相关材料，大致能推断：这位陶涤亚（荻崖）未婚，年纪不大，日语流利，很可能有过留日经历。任职“华影”秘书期间，参与了至少两部影片或电影歌曲的中译工作。同时，他还在“华影”机关刊物《新影坛》上译介与之有着业务关系的日方电影人如稻垣浩、辻久一、阪东妻三郎、月形龙之介等的访华随笔，同时翻译一些电影理论、摄制技术方面的文献，并积极为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日本当代文学作品。

　　抗战胜利后，此人的行踪成谜，但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也希望有人继续跟踪，探寻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