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学课程视频_民国学生上课素材视频

　　南开学校校董严修

　　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和张伯苓先生深挚于爱国意识，但他们毕竟只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而并非革命者。

　　为了避免刺激学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那几年（1913-1917），张伯苓大部分时间避而不谈时事。

　　不仅如此，早期南开学校一直很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一、南开学校创建人严修：周孔之学有不可磨灭者

　　南开校董严修出身旧学，有“二百年无此文宗”之称，早年师从清流张之洞和张佩纶，晚年亲自注释张之洞《广雅堂诗》与张佩纶《涧于诗集》以示敬重。

　　新旧之争，严修的观点是：“求西学者须有经学之根柢，读经学者当有西学之法眼。”

　　他认为：“华人心思之巧，何遽不西人若”？“周孔之学有不可磨灭者”。

　　他的观点实际是晚清民初以来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普遍观点。

　　“在晚清，‘天演’、‘进化’之说风行一时，并不妨碍思想界学术界对三代之学的无限崇敬之情”。

　　文言文与白话文孰优孰劣？

　　严修认为：“文言与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抵。”表现出独立的见解。

　　严修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也是受日本影响。

　　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

　　历史上的日本文化，有着深厚的中国渊源。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

　　比如说孔子的著作及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就有悠久的历史。

　　进入近代之后，明治政府虽然力推神道教国家化进程，但同样推崇儒家思想中的很多道德和处世原则，并将“忠孝”等思想写入“道德敕语”。而其政治制度则采君主立宪制。

　　董竹君作为早期赴日的中国人，她描述当时初到日本时的印象：“当时日本给我的总的感觉是：日本人异常爱国，团结性强。唯封建思想浓厚，敬重天皇如神。在这个国家里有着封建兼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特点，这便是明治维新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

　　1902年9月1日，严修出访日本时，藤津元君与严修讨论中国的求新之学。藤津指出，中国多趋于形迹而不求根柢，新学的根柢应在于“正人心”。

　　“世人都津津乐道明治维新的好处，但不知这是基于德川氏百年以来崇儒之功”。

　　这对严修启发很大。更坚定了他在南开学校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决心。

　　南开学校是私立学校，能够贯彻相对独立的方针政策，按照严修的思想，传统文化教育在南开学校受到重视。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上课

二、古文教学正当其时

　　清末新政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学校里不读《论语》，改读教科书了。

　　但那时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都会读古文，那是怎样回事呢？

　　原来，当时的学校里，虽然不读《论语》了，却教文言文。

　　不但教古文，还要熟读背诵古文，古文背得多了，自然就会写古文了。

　　钱穆回忆他清末时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其中有“历史名人故事”、“寓言小说短品”，文字虽略有节改，但易于诵习，许多课文“深入脑中，久而不忘”。

　　以至于他日后读传统经典，一读便知某课出自《战国策》，某课出自《世说新语》。

　　钱氏形容教科书对他读古书的帮助是“如还故家，如晤亲友”。

　　此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前夕，古文教学在南开学校受到相当重视就不会感觉奇怪了。

　　其实当时毛泽东、李大钊，都和周恩来一样，学的是古文。

　　此时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用的也是古文。

　　当然也有例外，像复旦公学这样的学校，有革命背景，此时已经开始反对“文要学古”了。

　　周恩来和他的武术老师韩慕侠等在一起

三、新文化运动前夕，北洋仍是桐城派的东主

　　晚清民初津沽文坛是桐城派的天下。

　　古文起于韩愈，至清中叶以后的桐城派而盛。

　　晚清以来，古文专指桐城派那种纯净洗练的文字。

　　桐城古文传入直隶跟曾国藩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是使桐城古文起死回生的中兴之士。

　　在直隶任上时，曾国藩身体力行,使直隶之学风、文风与士风为之一变。

　　如曾国藩所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是晚清大吏兴学倡教之名篇。

　　莲池书院是曾国藩开府保定时，为育英而呕心沥血的直隶最高学府。

　　后来在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相继主持下，成为桐城文派在直隶的传播中心。

　　最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桐城派莲池文系。

　　清末直隶总督曾国藩使桐城古文中兴

　　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推广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要求人手一册作为入门书来读。

　　徐世昌是继曾国藩之后又一位卓越的桐城派领袖，他还是南开的校董。

　　徐世昌与桐城派渊源极深。随着他的政治地位日崇、学问日进，他的身边集聚了一批以桐城派莲池文系学者和他省桐城派学者。

　　他们盘踞北方坛坫数十春秋，挥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也是桐城古文派推崇者，严修在贵州学政任时，所命考题有：《论方苞的言有物言有序说》（1894）、《论桐城派》和《曾文正公日记书后》（1896）等；其自带而供学子讽览的书籍中，桐城派代表作家的诗文集悉数在焉（1895）。

　　严修曾向吴汝纶问学，尊称其为“挚师”。

　　吴汝纶（1840-1903），即前文提到的莲池书院主持人、曾国藩的弟子，桐城派一代文宗。

　　周恩来在南开开学校读书时，当时桐城派后裔吴汝纶为世所重。

　　严修与徐世昌论交始于翰林院（1886）。差不多有4年（1889-1893）时光，往来甚多，有一段时间甚至“每隔一二日必会”；与徐世昌通函时，称“菊人大哥”。

　　徐世昌40岁、50岁、60岁整寿时，严修均出席道贺。

　　严修办新式学堂，得徐世昌鼎力相助。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严修扩建自办的中学堂，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捐白银千两。

　　民国八年（1919），严修开办南开大学，时任总统的徐世昌给予批准，捐经费十万元。

　　徐世昌、严修的友谊保持四十余年而不坠。

　　在浓郁的桐城派古文氛围中求学、治学，周恩来沉迷于模仿古文、研究汉学，所作古文几入“桐城之室”，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四运动时期总统徐世昌也是桐城古文领袖

四、南开学校的课程设置

　　清末新政，虽然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并不严格要求学堂一律采用官方审定的教科书，学堂几乎可以自行决定采取哪些教科书。

　　民国成立，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但南开学校是“民立”中学，加以严修是北洋集团教育界的关键人物。

　　因此早期南开学校的课程设置，显然是有很大主动权的。

　　所以严修能在南开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贯彻自己的理念：

　　1898年10月29日，严修家宅设学馆，请张伯苓来教子侄5人，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学校教育不断变革，“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

　　根据1905年2月0日(正月初七)出版的《大公报》敬业中学堂（后来改称南开学校）的课程表：

　　国文、儒家经典、道德修养、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西学课程有西洋历史、西洋地理、算学、自然科学、物理体育和英语。

　　1907年10月20日(九月十四日)，南开学校创办3年了，“程度为各中学堂之冠”。是年课程设置有：

　　修身、读经、国文、历史、地理、博物、物理、生理(以上各科用中文教授)；英文读本及文法、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数学、代数、几何、化学(以上各科用英文教授)等科。

　　民国成立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当时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1913-1917）时，南开学校的国文课包括：作文、默文、尺牍、习字四科。

　　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月交作文、札记各一篇。除此之外，南开学校还经常举行作文比赛。

　　周恩来和南开师友在一起

　　南开学校的古文教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920-1926年在南开学校读书的王端骧则回忆“在中学的6年中，我们读的国文都是文言文”。

　　周恩来在校时所使用的古文课本可能是《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

　　1.大周恩来两届的同学黄钰生回忆：“国文没有正式课本，用的是油印的讲义，模范文选自《古文观止》和《秋水轩尺牍》，也选一两首像杜甫《望岳》这类的诗，在高年级讲读。”

　　2.在周恩来的《南开校中作文》中，模仿《秋水轩尺牍》、《古文观止》的痕迹历历可见。

　　3.周恩来毕业之际，林纾的古文选本成为南开学校的国文教材。

　　周恩来在校最后一个学期时，南开学校的校刊《校风》（1917年3月7日第57期）有这样一则报道：

　　“上星期内，校中特开国文教员会议，议决此后关于国文教授事，先由各位教员分各班年级之深浅，选定古文时文多种，编订讲义，由校中排印，分布各班，以便教授。庶进步有阶可寻，可免躐等之弊云。”

　　《天津南开学校一览》记录了这次国文课程改革：

　　四年一组文科（民国六年年终毕业）：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选讲；经史子各书自读；每月交札记一次、作文一次。

　　四年二组文科（民国七年暑假毕业）：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选讲；文学史、经史子各书自读；每月交札记一次、作文一次。

　　三年级共三组（民国八年暑假毕业）：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选讲；文字源流、经史子各书自读；每月作长篇文一次、短篇文一次。

　　二年级共五组（民国九年暑假毕业）：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选讲；王阳明《传习录》、梁任公文集自读、习字；每月作长篇文一次、短篇文一次。

　　一年级共六组（民国九年暑假毕业）：林纾评选中学国文读本选讲；梁任公文选讲或自读、曾文正公家训；每月作长篇文一次、短篇文一次。

　　可见周恩来毕业之后，林纾评选的国文读本一度成为南开学校的国文课本。

　　林纾（1852-1924），清末民初古文大师，推重桐城派古文，林纾在晚清文坛负有盛名，曾以高名任北京大学教习，并以古文大师的身份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都门印书局编撰古文读本和修身教材。他的文风是桐城旧底子。

　　钱基博先生在其著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曾说“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又说林琴南“遂以高名任北京大学主文课”。

　　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5期陈独秀《克林德碑》一文指斥南开学校“读经”教育。

　　1922年《晨报副刊》多篇文章批判南开“读经”问题。

　　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南开学校的课程设置是比较重视古文教学的。

　　1920—1926年在南开学校读书的王端骧回忆：“在中学的六年中，我们读的国文都是文言文。”

五、张伯苓修身课进行以“诚”为核心的私德教育

　　南开学校当时的教育，虽以西学新学著称于世，但在修身立德方面，却秉承着儒家的传统。

　　南开中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本人是一位基督徒，但同时也是儒家经典的奉行者。

　　学者李冬君称他：“一手持《论语》，一手拿《圣经》，延续了自明代徐光启以来一度中断了的‘中西会通’的学统。”

　　南开的校训、容止格言、校歌，无不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烙印。

　　修身课是南开学校进行思想教育的主阵地。

　　张伯苓在修身课上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以“诚”为核心的人格教育。

　　张伯苓教育学生要待人以诚。

　　“诚”是中国传统哲学和道德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中国传统把“诚”视作天下之本。认为人道与天道想通，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修身须在“诚心正意”上下功夫。

　　张伯苓也认为：“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以一是为标准”（《校风》，第36期）。

　　“吾望诸生及吾同人皆以虚心自勉”（《校风》，第40期）。

　　周恩来（左二）在南开新剧中扮演女主角

　　他举袁世凯的例子加以说明：

　　“‘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以一是为标准”。

　　“凡欺人者，即幸能欺其所欺之人，亦必失信于旁观者，自损名誉，难逃人眼。若二人合谋欺一人者，其后必自相争，虽一时巧弄诡诈，使人莫我知，终亦未有不声闻于外者。

　　林肯有云：‘欺诈可欺少数人而不能欺全世界，可欺人于一时而不能欺人于永久。’其言信然。虚诈之事，一旦发露，人将群起而攻之，可不惧哉。人思至此而犹不急退自返者，是在知识为不足，在道德为软弱也。”

　　1916年6月28日，南开中学第八次毕业式，张伯苓发表训词，再一次以“诚”勉励学生，并告诫学生“事出于成，即无不成。

　　偶败，亦必有恢复之一日。聪明人每好取巧，取巧而得巧，则处思取巧，终至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事后悔恨已无及矣。”

　　由于张伯苓在修身课上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以“诚”为核心的人格教育。“诚”成为南开学生做人的重要依据。

　　以至于当时“南开学校最好的学生”于1916年5月6日，以《诚能动物论》为题撰写了一篇美妙绝伦的文章，文中对中华传统美德“诚”进行了发挥和阐述。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诚”是天道、是人道、是政道、是国道，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认为此“诚”一字，“一人行之，而众人服之；一国守之，而万邦协之。”

　　并将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做了对比，认为而三人共同的特点是“诚”，他们共同为天下人做了榜样。

　　周恩来的这个观点显然与南开学校的传统教育是分不开的。

　　早期南开学校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这件事，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因为这个学校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中国来讲优秀的学生，跟他们对学生进行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当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兴起，其实，即使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不仅如此，从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利于今人的思想资源，一直是鲁迅等人在做的工作。

　　可以说，严修这一代人包括他们的学生周恩来这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他们当时要批判的主要的是独尊儒术也和意识形态的儒家。

　　而比起批判旧学，当时他们的着眼点更在于倡导新学。@头条历史​@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头条文化#​

　　参考文献：

　　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2016年06月07日，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

　　《兴学与改化：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探析》，2011年2月《文艺评论》。

　　翁飞《吴汝纶·严修·周恩来的师承关系》。《江淮文史》，2001年第2期。

　　曾光光《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王达敏《毛泽东与桐城派》

　　王达敏《徐世昌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