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中学作业本英语答案_启东中学作业本英语答案七年级的

作者介绍

张晓玲

　　1989年至1995年在启东中学学习。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编辑、作家，供职于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所编图书曾获“三个一百”原创工程、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大众最喜爱的50本图书、上海国际图书展金风车奖、桂冠童书奖等多个奖项。

蛹——启中六年成长记

　　1989年，我还只是个十二岁的野丫头，在乡村田野里晒得乌漆嘛黑，一头硬茬茬脏兮兮的短发撑在同样脏兮兮的领子上。那一天夏天，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从我家灶屋后的破窗户缝里塞进来，落进了柴堆里。我妈某天在烧午饭的时候发现柴堆里还有一个白乎乎的东西，正准备拿来引火呢，发现这封信相貌堂堂，落款上竟然有“启东中学”这等高大上的字。拆开来一看，不得了，她立刻饭也不烧了，跑到横路上满村子喊我，最后在一条小河边找到了我，顾不得我手中钓竿上的龙虾正在咬钩，拽着我往回跑。一边跑一边跟我说，完了完了，启东中学把你录取了，这可怎么得了，要死了！

　　其时已经是八月末，我爸我妈手忙脚乱地开始为我准备上学用的物品。是神话传说中的启东中学啊，再也怠慢不得。因为路远，必须得寄宿，席子、被褥、脸盆、饭盆、毛巾……叮铃哐啷塞了一车，此外，还扛了一袋白米，要上交食堂。开学那天，凌晨五点我们就上路了，一辆三轮蛤蟆车装下了所有东西，从长江边上的田野中出发，驶向汇龙镇。在路上，天就一点一点地亮起来，我妈一直握着我细瘦的手，沉默着，她没有什么可交代给我的，对于我的将来，她同我一样迷惘。

　　从那天开始，我成了启东中学第一届“小龄班”的学生。

　　“小龄班”是什么，现在教育界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但是在三十年前，这是一项新颖的教育实验，实验一种快速教育的可能性。学校从各地选拔出一批年纪较小，又较聪慧的孩子，用四年的时间读完六年的中学课程，成为“少年大学生”。这场实验三年后就告终结，事实证明，我们这帮孩子中一个天才都没有，也就没有一个人能成为真正的“少年大学生”。然而我们这群孩子仍然成为了全校孩子中最特殊的一个群落，因为我们是“被选中的”，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我们班上最小的孩子甚至还不到十一岁，两年内读完三年的课程，意味着在别的孩子刚刚上初中的年纪，我们就要学完所有初中的课程，开始考高中。

　　面对着这样的学习节奏，我彻底懵圈了。

　　数月前我还在乡下的田野里撒丫子奔跑，在星空下酣睡，在全程启东话教学的课堂里走神，在破旧的课桌上画乌龟，和发小们撅着屁股打弹子，在书上的故事里打发一个又个白天和夜晚……我记得“小龄班”招生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迷人的夏夜”，我写了在这个迷人的夏夜里捉萤火虫，据说因为这篇作文我得了高分，所以成为了“被选中的”幸运儿，我以为我从此可以展翅飞翔，结果呢，进入启中之后，没有一个夜晚是迷人的，我反而成了被捉住的萤火虫，在玻璃瓶里乱撞。

　　可是，无论我怎样碰撞，都没有出口。

　　我想，所谓“被选中”，大概就是指那只体型最大的、最亮的萤火虫，往往会最先被逮住吧。我们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十分晚自习结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一个月放一天，我可以坐着爸爸开的三轮蛤蟆车，带着脏衣服回家，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一洗，带上妈妈做的鱼或者排骨或者卤蛋或者炒面，外加一大堆“要争气”之类的嘱托，再次被送进密封的玻璃瓶里。

　　我生命中的亮光，就这样逐一熄灭了。

　　现实生活中的亮光虽然熄灭了，但虚构世界中的光亮却愈发绚烂起来。我就像一颗生命力旺盛却不愿意被随意摆布的种子，在四面围堵之下，向着虚拟世界进发。因为课外阅读被全面禁止，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我所能阅读的，只有市面上最流行的小说——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在《我的武侠年代》这篇文章中这样描绘这段经历：

　　“那时候的我，用尽浑身解数看小说。首先，请参观我的床铺。枕头底下，是没有书的，太容易被发现。书在哪里？在被子的夹层里、在床底下的箱子里、在帐子顶上糊着的那层防灰的报纸里。其次，请参观我的书桌。那种可以开合的书桌，打开盖子一看，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语文、数学、英语……千万不能翻开。翻开冠冕堂皇的封面，里面是江湖险象波谲云诡、痴男怨女飞檐走壁。最后，请看看我本人。瘦小干瘪的我其实是一个移动书柜。你相信吗？衣服里藏着3本厚小说的我依然干瘪瘦小，健步如飞。书是时时更换的，以应对各种场合的阅读要求。我带着它们进教室、入食堂、上厕所，在校长和老师的眼皮底下默默走过。”

　　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平均一天看一本书。到后来，题材早已不限于武侠，武侠小说家如果碰到我这样的读者，绝对会来不及生产，就算双手双脚同时写也来不及。

　　你大概听说过一种动物，叫做招潮蟹，这种螃蟹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两个螯极其不等称，一个极大，一个极小，极大的那个除了在异性面前炫耀之外一无用处，而小的那个，兢兢业业地打扫、捕食……我对于阅读的痴迷和对功课的厌恶，使我自己变成了招潮蟹一样的存在。作为兴趣和美观的那只钳子又肥厚又威武，而真正实用的那只螯子又瘦又小——我的成绩，每次考试都只有那么可怜的一丁点儿。为了逃避父母的叹息，我甚至起了从这个世界逃脱的念头。我在小说《斐济的阳光》中描述过那段可笑的过往——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那一年想出家的事？我看着海，说。

　　 什么出家？砚华问。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成绩也很差，我第一次中考，除了语文和英语及格以外，数理化都不及格。数学考了45分，物理考了6分，化学考了7分……

　　 砚华笑了起来，随即收敛了笑容。说，你选择题乱选也不止这个数啊！

　　 我说，就是因为我没乱选，我都是认认真真算了又算的。我又好个面子，不会做也不愿交白卷，应用题不会做怎么办呢？这么大的空档得填满吧？就在空档里头写唐诗，还要尽量切题，很费工夫的。人家交卷了，我才交卷，也是满满当当一大张，认认真真写的。考完还有同学跟我对答案呢。

　　 砚华忍不住又笑，说，对答案？

　　 我说，是啊。人家问，喂，那个最后一题的答案是80％吧？我说，不对吧，我算的是90％呢。那同学看我特自信，吓得魂不附体，一整天饭都吃不下。

　　 后来呢？

　　 后来我就想，我也许真不是读书的料，要不就别上学了，在成绩出来之前出家吧，做尼姑去，不受这尘世间的劳什子苦。我带了一个包，装了些衣物，就去了法音寺。就是每年六月十九，你奶奶去烧香的那个寺庙。雷达兵营边上那个。

　　 哦，我知道了，那不是和尚庙吗？

　　 也有尼姑，不过住的是另外一个院子。那个寺庙平常日子是很悠闲的，尼姑们穿着清一色的蓝袍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缝被子，聊天。我进去的时候她们头都不抬，好像什么都没看见。我说，这里招尼姑吗？

　　 砚华又笑起来，说，你怎么这样问？

　　 我紧张啊。后来我知道这样问不对，就又重说，请问，我想剃度出家，可以吗？一个尼姑就说话了，多大了？十五。她抬眼看看我，说，介绍信呢？我说，介绍信？出家要介绍信的？尼姑就说，为什么要出家呀？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呀？家里同意吗？这时，所有尼姑一起抬起头，齐刷刷看着我。我登时觉得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似的。那尼姑问一句，我后退一步，直到退出院子。我又不甘心就此回去，就在流通处花两块五买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蹲在庙门口看。这时候呼啦拉来了一群同学，一起把我弄了回去。

　　 砚华说，真的？真有这种事？

　　 我说，当然，越离奇的事情你就越该相信。我回到班上之后，就在讲台前罚站。班主任一走，所有的同学一拥而上，抢着翻我的行李包，七嘴八舌嚷嚷，咦，尼姑帽子有没有？看看，佛经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什么？《大力金刚指指法》？小心，夹行里有《九阳真经》……

　　 砚华笑着说，我才不信，你故意把自己说赖了，好来安慰我。

　　 我叹了口气，说，我有必要这样骗你吗？后来你姑婆以死相逼，我才答应再上一年初三。

　　 你后悔吗？做这么一件傻事，被人笑死了。

　　 我摇摇头，说，很有趣啊。等你长大了，回头想想今天的事，也会觉得有趣。

　　 那你是赞成我出走吗？可是你又跑来把我找回去。

　　 我想了想，说，其实不管出走也好，回来也好，我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对错。人的选择对不对，看他是否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看他是否有能力为选择的后果负责。我只是觉得，你目前还不具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

　　正如小说中描绘的，第一次中考我一败涂地。想逃避，却又被拽回现实世界。之后，我们十几个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被分到了普通班，开始老老实实上初三。我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二话不说地丢下了家里的几亩田地，在学校西边的居民区租了一个房子，从此开始了她的陪读生涯。陪读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普遍，但在27年前，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女孩，原本只要安安静静等待发育成熟找个人家嫁了了事，家里人竟然为了我读书这件事弄得两地分居，我们村子里，以及邻近的几个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们，没有一个能想得明白。从我妈妈那里开始，孩子读书，怎样读书，读成什么样，不再是一个望天收的状态，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姿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妈妈是第一代参透中国当代教育本质的家长，她凭着自己的本能嗅出，在现阶段的教育体制下，自己的孩子缺少的并非智商，更非压力，而是“陪伴与关注”，是适合个性的呵护和培育。

　　于是，上了初三之后，现实世界中透进来的光亮忽然增多了。除了从妈妈那里来的温暖陪伴，在学业之上，我也第一次发现，放慢脚步去成长是如此美妙的一件事。光明正大的阅读、朋友、假期……一一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师，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起点设定得很低（对这些个考个位数的学生，还能怎样），所以对我们的每一个进步都予以真心的鼓励和赞扬；因为不指望在我们身上实现不可能完成的教学理想，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方式都给予了宽容；除此之外，还有真心的爱护和喜欢。这种真心的爱护与喜欢，让我逐渐寻回了我丢失已久的自尊、自信，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它们让我重温学习本身的快乐。因为对我这样一个敏感、容易分心、情感丰富的孩子来说，学习的快乐中，一定要包含着情感上的愉悦。我们不再是百里挑一面目统一的那一排大树，被淘汰的我们有的干瘪有的瘦小有的生虫有的长斑有的歪斜有的裹满泥水，但我们的根部仍然健康，换一种方式来灌溉、施肥，我们就又蓬蓬勃勃生长起来。

　　就这样，第二次中考后，我进入了启中的高中部，选择了我喜欢的文科。这里我用了“选择”这个词，似乎十五岁的我从此之后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的确，在这个朝气蓬勃的集体里，阅读与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被接纳，甚至，被尊重和喜爱着。我们高一八班成立了文学社，向全校征稿，出油印刊物。男生的名为《狂》，女生的名为《太阳鸟》，我们彼此竞争，又彼此合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编辑和作者，我便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是的，这就是我所要的人生，编书，写书，以阅读和写作来构建我的人生。那时候是一九九二年，十年后，我从高校中文系毕业，推去了两份公务员的聘书，选择了出版社，从此以后，以编书和写作为生。而在启中的学习与生活的经历，也成为我最初创作的泉源。《此岸·彼岸》是我十二年前的长篇小说，对于我的高中时代有过一些不成熟的描绘，在它的后记中我写道：

　　“当时我是文学社的社长，也是文科班的班长，成绩很差，然而享受着班主任几乎无限度的宽容。……我撒野的范围有多宽，他就给我多宽的天地。因此我心底一直对他有着非常深非常深的感激。我知道这世界并非如我想象，但是在他的羽翼之下，我在自己的童话王国中一直生存到我十八岁的末梢，甚至延伸到我的大学时代。他顶住巨大的压力，保护我们这群少年对于文学的梦想，他尽可能地让我们的高中时代变得绚烂，虽然后来的发展出乎了他的预料，但他给予我们更多的仍是宽容和理解。我至今保留着我们当年办文学社的资料，……我至今仍然惊叹我们少年时代所显露出来的逼人的锋芒和才情，然而它们此刻大多陷入沉睡。”

　　然而人生永不会按照你所预定的方向发展，当外在的一切都变得完美，我的内心却总有横生的枝杈，遮挡我眼前的路，使我不能专注于当做的事。我仍然厌恶除了语文之外的任何功课。“顺从”这个词在我的人生词典里似乎天生就是隐形的，我一直到二十年后才知道要去补学这门课，那也是因为我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明白了一个不顺服的熊孩子是如何地让父母师长早生华发。但少年时代的我就不想一本正经一门心思地活着，把眼前的一切都看做苟且，一心望着诗与远方。

　　我明目张胆地谈了一场恋爱。在我的短篇小说《白鞋子》中，我描绘过这场短命的初恋——

　　“我的第一个男友是我的同班同学，比我大两个月，但看起来比我大许多，因为我是那种蹦蹦跳跳永不疲倦的女孩子，剖析自己也剖析别人，对世界有一大堆看法。而他则是很安静的人，两只眼睛藏在眉毛后面，永远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们都是十五岁，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的声音。我如果不说话，就觉得空虚得难受，非要把四边的空间都用语言填满，才会安心。我们都很瘦，走在路上的时候保持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就像体育课上老师规定的那样。我从来没有主动挽过他的臂膀，他倒是有一回来揽我的肩，那个动作使我们浑身僵硬，脑子像混凝土一样凝固在那里，不能思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这样的举动，安安稳稳地走路，并且不断地说话。

　　那个男孩在我母亲不在的日子里来过我们租的小屋，他在屋子里不安地走动，伸出瘦长的手臂丈量墙壁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他掀开桌上的纱罩检查我们吃剩的食物，并且仔细阅读糊在窗上的报纸。他在我们的木板床上坐了十分钟，然后我把他赶走了，因为我非常端庄地认为这样不好。

　　我们春天开始谈恋爱，夏天就结束了，仅仅维持了三个月。分手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看见他在夜自习结束之后和另外一个女生推车走出校门。……

　　我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哭，我坚持不懈地给他写信，但他从此一封也不回，好像决意要把我从他的世界里刮掉，而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一点一点地变浅、变淡，最后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轮廓。我想他应该不会忘记我，但想起我的时候，只是等于想起一个无关痛痒的人，我在他的记忆之海中挣扎了一段时间，终于沉下去，溺毙，万劫不复。

　　这件事情过去了半年之后我才感觉到痛，有一次在吃面条的时候，忽然落下泪来。母亲觉得奇怪，问我何至于连吃个面条都能如此伤感，因为我看起来如此迟钝和毛躁，根本不是多愁善感的类型。”

　　……

　　之后，这场失恋困扰了我整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当然，它不可能填满我高中时代所有的时间，我仍然阅读、写日记、和朋友谈心、唱歌、幻想未来……其余的时间，我用来学习。值得说一句的是，我在幻想上消耗的时间简直可怕。整个晚自习，我低着头对着作业本，却没有写一个字。我不看书，也不说话，我只是静静地幻想。仅此而已。

　　想什么呢？想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生活。在山区的乡村小学校里做老师，或者去非洲、南美洲做义工。我想象着在大雪纷飞的夜晚，一灯如豆，我在安静地读书和写作。除了这种高尚纯洁的憧憬外，我也瞎编各种故事。青春期的幻想，往往夹杂着强烈的荷尔蒙气息，简单说来，我在构思一个又一个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如果写下来，可以成为浩浩荡荡的网络垃圾文学大军中的一员，如果要给它们取名字，无非是《落难少女与霸道总裁邂逅记》《落难王子与乡村少女的一夜》《当代灰姑娘》《草窝里飞出金凤凰》《压寨夫人万岁》……这些都是我的心灵在禁锢与失落的现实中长出来的义肢，见证着我浅薄而脆弱的少年时代。

　　但在抵达未来的路上，横着一个高考。不管我是要做史怀哲还是成为仙蒂瑞拉，我都必须要通过高考。这个想法令我沮丧而焦虑。于是在晚自习结束之前，我会悚然而惊，赶紧做几道题。如同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左右的车辆都在向前疾驰，我却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或者一边开车一边看报纸，始终难以专注。一会儿踩一下油门，一会儿踩一下刹车，一会儿变个道，一会儿下错出口，一会儿又回头，一会儿又去服务区打个盹，就这样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开到终点。

　　高考前一晚，我整夜失眠。对着无边的、漫长的黑暗，我满心凄凉，一遍一遍想，妈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成绩出来，我在班级高考成绩的排名是38名，刚刚持平本一线。考得最好的同学，总分比我高出七八十分。而那年班级的本科率，是在90%以上。

　　如果你知道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你就会知道我当时有多沮丧。

　　不过我爸很开心，他一向认为中文系这种学科，是天下最不靠谱的学科，念书念完之后，写字写完之后，总要做点实事，比如治理国家、振兴经济之类的，念书念完之后，写字写完之后，还是念书，还是写字，那此生不就废了吗？他认为我二本报的政法学院就很好，既威武又实用，以后穿着制服回家，十里八乡的都不敢来欺负他。

　　但是，正当他兴致勃勃地研究去武汉坐火车还是坐汽车还是坐船的时候，我却接到了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我苏州大学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最好赶紧回学校拿一下。

　　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没错，我的第二志愿，报的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可是以我那危险的分数，又是第二志愿，苏州大学决没有录取我的可能。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班主任，他竟然写了一封信，寄给了苏州大学文学院。我不知道信上写了些什么，我只知道，那时我已经拍完了毕业照，拿到了毕业证书，高考成绩也已经公布，一切尘埃落定，我可以定义为启中的毕业生，从此和启中无关，然而我的老师，他没有放弃我，也不愿我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他抓住最后那一点点的可能，送了我一程。某年我读龙应台的《目送》，忽然想起此事，不觉泪盈于眶。诚然，“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所谓师生关系，也意味着在离别之时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目送。而我所能回报的，只有在年月中不断回望而已。

　　作家陈思呈曾经跟我说：“你的成长，是场险途。”那是由于在初初开始创作的那几年，我习惯在我的作品中夸大我少年时代的历险，似乎是因为不驯服的人往往比温顺的人显得独特、有才（而其实他只是不驯服而已）。如今我站在人生的中间点往回看，我后来所经历的失败、苦难、悲伤、欢喜与幸福都远远超过在启中六年所经历的，我却渐渐学会缄默、退守和感恩。然而若没有在启中六年的磨练，就不会有后来的我。因为正是那六年的经历让我明白，跌倒后可以站起，犯错了可以悔过，叛逆过亦可回头。再回首那六年，我看到的不只是桎梏、悸动、困顿、迷茫……我更会看到憧憬、陪伴、温暖、灵性……还有父母师长无边无际的默默守护。就像一辆过山车，时而呼啸至顶，时而跌落深谷，时而倒转盘旋，时而一往无前，看似惊险异常，其实结构稳固，安全无虞。因为总有人站在那里，以坚固的膀臂托住你。

　　在启中的六年，在我十八岁中学毕业的时候，占据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占据我生命的五分之一；到明年，它只在我生命中占据七分之一。在启中的时间，在我生命中的占比正逐渐减少，但它对我人生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也许会辐射到我终老。因为那是我生命中的化蛹期。启中于我，很像一个狭窄、坚硬、险阻重重又营养丰盛的生命通道，我在里面扑腾、撞击、搏斗、吞噬、冲突、撕咬……某一天，当我终于冲破这个通道，来到生命的另一个阶段，我才发现，在里面所度过的每一分钟，所经历的每一种疼痛，所收获的每一份欢喜，都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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