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桥中心小学二年级读后感_小学二年级读后感模板

　　文/何乃川

　　南宋大儒朱熹（公元1130-1200）的父亲朱松字乔年，曾带兵镇守过泉州的石井，而他自已考中进士后，第一任就是泉州同安主薄，自此与泉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古泉州称之为“朱子过化之地”，有“海滨邹鲁”之称，传诵于海内外。朱熹或为官、或访友，足迹遍及泉南各地；他或读书讲学、或赋诗题辞，留下不少故事和遗迹。朱熹在泉南所作诗歌一百五十首左右，《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涉及泉南人物和事迹者屡见，兹选择数则略作述说。凡见诸《朱文公文集》中的诗作和文章，概不注明出处。

宦居泉南施政教

　　宋理宗以后，地位不断被抬高的朱熹，遵循着自然发展规律，由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发展过程，同样有他的欢乐和苦恼，生活在封建社会中，同样有他的偏见和矛盾。朱熹任泉州同安主薄时（公元1153-1157年），从诗作可以看到其青年时期思想的一个侧面。

　　《释奠斋居》云：“理事未逾月，簿书终日亲。简编不及顾，几闹积埃尘。今辰属斋居，烦马一舒伸。……聊参物外趣，岂与俗子群。”虽然，他常有“何因不归去，坐使百忧侵”（《忆斋中二首》）之叹，但如《书事》一诗所述；“重门掩昼静，寂无人境喧。即此自为乐，何用脱笼樊。”以这种自得之乐来安慰自己，对于从小就想“圣人亦易做”的朱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寄山中旧知七首》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客子归来晚，江湖欲授衣。路岐终寂寞，老大足伤悲。慷慨平生志，冥茫造物机。清秋雕鹗上，万里看横飞，”这种“慷慨平生志”，“万里看横飞”的抱负，和“薄书终日亲”，“岂与俗子群”的思想矛盾，对于一个刚走上官场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反映是比较真实的。

　　朱熹在《述怀》一诗中，有如此的表露：“夙尚本林壑，灌园无寸资。始怀经济策，复愧轩裳姿。效官刀笔间，朱墨手所持。谓言殚蹇劣，讵敢论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无施。幸蒙大夫贤，加惠宽箠苔。抚己实已优，于道岂所期。终当反初服，高揖与世辞。”但在《小盈道中》一诗中，我们看到朱熹又是另外一种思想境界，诗云：“今朝行役是登临，极目郊原快赏心。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始怀经济策”的朱熹，四年的主簿生活，深感“任小才亦短，抱念一无施。”但却得到“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的启发。这对他今后的生活和思想，也是不无影响的。

　　秩满之际，从《教思堂作示诸同志》一诗看来，他倒不急于“高揖与世辞”，而吟唱出：“吏局了无事，横舍终日闲。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高阁富文史，诸生时往还。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顔。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从掩门自乐到纵谈忘倦，从“一咏归来赋”（《试院杂诗》），到“何必栖空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的转变。这个思想转变，乃建立在他四年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朱熹簿同安兼管学事，他建“经史阁”于大成殿，设“教思堂”于明伦堂，访求当时名士相与讲论于“高士轩”，诸生相从游者甚多，其中以许升、王力行最称高弟。

　　朱熹到同安时，许升才十三岁，从游最早。及熹去任，复从学于建阳。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九月，朱熹谓“（升）其学专用心于内，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其间。尝窃以生之学，盖有意乎孟氏所谓存其心者。”为作《存斋记》授之。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为之作“顺之”《字序》。临别赠诗三首，《送许顺之南归二首》诗云：“门前三径长蒿菜，愧子殷勤千里亲。校罢《遗书》却归去，此心元自不曾灰。”“几年江海事幽寻，偏与云僧话此心。今日肯来论旧学，岁寒犹恐雪霜侵。”又《宿云际寺许顺之将别以诗求教次韵》云：“薄郡报花县，联车入翠微。长林生耀月，永夜照寒扉。情话欣无，离怀怅有违。勉哉疆毅力，千里要同归，”此后，曾给升书信二十七封，均收入《朱文公文集》中。许升居家，肆业净隐寺，与王力行等人友善，（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从朱熹学，有《朱氏传授支派图》、《文公语录》一卷，）升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4年）卒时，熹作文祭之，谓同安诸生“其恬淡靖退，无物欲之累，未有如顺之者也，”《朱子语类》中载有与许升问答之语。

　　朱熹的思想，经许顺之，王力行等人的讲授，在同安一带得以传播。

秩满候批读《孟子》

　　旧社会，泉州各县遍设“朱文公祠”或“xx书院”，纪念朱熹在泉州“过化”的功德，可谓家喻户晓，但对朱熹在泉州读书有得一事，民间谈论却少。王懋肱的《朱子年谱》已有记载，在“绍兴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岁七月秩满，冬奉檄走旁郡”中，转载《朱子语类》二条，其文字是：

　　“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方精看得透彻，……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已遣行李无文字看，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当时亦不暇写，只逐段从纸签签之，云此是如此说，签了便看得更分明，后来其间虽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

　　“某向为同安簿满，到泉州候批书，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将来子细读，方寻得本意见。看他初间如此问，又如此答；待再问，又恁地答。其文虽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贯通；句句语意，都有下落。”

这个问题有三方国意义，其一，朱熹到同安当官以前，“无所不读”，学问比较驳杂，受佛道影响颇深，因此，上任时顺路访李延平，语终不契。延平先生以父辈身份教育朱熹空言无实，要“读圣贤书”、“看圣贤语言”。此后，朱熹在同安政教兼施，在泉州候批书时读《孟子》，以至把佛学暂搁一边，“吾学”越看越有味，同安官后，徒步数百里从学于李延平，作为古代理论家和教育家的朱熹，在学习和教学工作中，泉南的活动组成他一生活动的一部分。其二，朱熹八九岁开始读《孟子》，直至淳熙四年丁酉（公元1177年）四十八岁，六月，《孟子集注》成，大意不出泉州读《孟子》之所见。朱熹是中国古代集客观唯心主义之大成者，对他思想发展过程，若干细节上能探明来龙去脉，在研究思想史的角度上，有许多具体材料可资研究，也是很有好处的。其三，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朱熹于此读《孟子》有得，事迹可与朱熹讲学书院“小山丛竹”并称。

　　候批寓于何处？《朱子年谱》云：“秩满，冬奉檄走旁郡”。《泉州府志》载《名山记》云：九日山“自晋以来，缙绅先生以及方外之侣多登憩焉。……宋为士大夫饯送雅集之所，熙宁间，守陈监郡日，子瓘来构山房；绍兴丙子，朱文公尉同安秩满，与傅伯成载酒过此，”“旁郡”而未讲何处，“尉同安”乃“蒲同安”之误“与傅伯成载酒过此”语似不妥。陈云程编辑吴藻汀标点的《闽中摭闻·九日山房》云：“九日山房，宋熙宁间，郡守陈俯建，其子莹中读书其中，晦庵为同安簿，秩满寓此，”此说明确，但根据是否确凿？

　　九日山在郡城之西，朱熹此时留有诗作四首。《题九日山石佛院乱峰轩二首》，诗云“因依古佛居，结屋寒林杪。当户碧峰稠，云烟自昏晓。”“岩中老释子，白发对青山。不作看山想，秋云时往还。”关键在下二首题目上，《知郡傅丈，载酒幞被过熹于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饮二首》，诗云：“扁舟转空阔，烟水浩将平。月色中流满，秋声两岸生。杯深同醉极，啸罢独魂惊。归去空山黑，西南河汉倾。”“谁知方外客,亦爱酒中仙。共踏空林月,来寻野渡船。醉醒非各趣,心迹两忘缘。江海情何限,秋生蓬鬓边。”后两首，内容无非记事抒情，而篇名“傅丈过熹于九日山”，“过”有访问、探望的意思，如《史记·田叔列传》，“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过熹”和“过卫将军”的意思相同。这就非常明确，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傅老到九日山探望朱熹。”可见，当时朱熹游寓于九日山是有根据的，知郡傅丈系伯成之父傅自得。傅伯成是朱熹的学生，当时可能从游，但不能称傅丈，下题还要提到。

　　《南安县志·艺文志》所载傅自得《金溪泛舟序》云：“绍兴丙子八月十一日，携酒幞被谒朱元晦于九日山。向晚，幅巾黎杖，相与彷徉于金溪渡头，唤舟共载，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无纤云，两岸古木森然，微风摇动，龙蛇布地，溪光山色，随月照耀；远近上下，更相辉映，殆非尘世境界。朱子曰：‘乐哉，斯游乎！’举杯引满，击楫而歌《楚辞·九章》，声调壮大，潜鱼为之惊跃，栖鸟起而飞鸣。余亦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以和之。每至会心处，辄递起相献酬。时常饮酒，率不过三杯皆醉。至是，则釂连十余觥，而月愈好，舟愈逸，饮愈豪，酒且尽，舣舟岸侧，命老兵贷钱酒家保，亟挈一榼（音：科）来，解维复去，洗盏更酌。少焉，斗转参横，风作浪涌，余曰：‘乐不可极，将安之耶？’鼓棹而还，会宿于东峰道场。明日，朱子赋诗以纪一时之胜。次韵为谢，殊恨笔力衰退，无杰句以称清游也。”傅诗《九日泛舟同朱元晦》云：“秋月天然白，溪流镜样平。唤船共胜尝，把盏话平生。击楫鱼频跃，忘机鸟尚惊，兹游还可继，家酿为君倾。”时合韵同，相互为证。《此则内容系泉州师专林振礼同志提供，仅此致谢。）

　　二十七年后，以九日山为题的诗作，又见两首，即《奉酬九日东峰道人溥公见赠之作》，诗云：“几年回首梦云关，此日重来两鬓斑。点检梁间新岁月，招呼台上旧溪山。三生漫说终无据，万法由来本自闲。一笑支郎又相恼，新诗不落语言间。”前四句见景生情，抒发他对旧地重游的情绪，后四句表明他的思想和宗教观点的矛盾。从前引题石佛院乱峰轩诗和赠溥公诗看来，朱熹官同安前出入佛老，而同安官后潜心“吾学”，思想境界已经有了变化，二十七年后的思想就更明朗了。另一首名《寄题九日山廓然亭》，诗云“昨游九日山，散发岩上石。仰看天宇近，俯叹尘境窄。归来今几时，梦想挂苍壁。闻公结茅地，恍复记畴昔。年随流水逝，事与浮云失。了知廓然处，初不从外得。遥怜植杖翁，鹤骨双眼碧。永啸月明中，秋风桂花白。”谓“归来今几许，梦想挂苍壁”，应是回闽北时作，中有“闻公结茅地，恍复记畴昔”之句，寄托了两度寓泉的怀念，而“了知廓然处，初不从外得”，又渗透了他的理学思想。

　　《泉州府志》尚收录不见于《文集》的九日山诗两首，不作具录，但从九目山诗的数量看，也可作为曾游寓九日山的旁证。

起向泉山觅旧游

　　朱熹在九日山的诗作，前后相隔二十七年，那是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四月，武夷精舍刚落成，十月就因凭吊傅自得而到泉州，有诗《熹去温陵二十七年而复来，显庵益老，见候七里亭，又以佳句见招，而休斋陈丈，寺丞黄丈皆属和焉，因次韵奉酬，并呈二丈》，诗云：“不因辞吏役，那得解天刑。故国重来远，寒山依旧青。兴怀感陈迹，举目怆新亭。尚喜湾头老，禅房许扣扃。”

　　这时的朱熹，已访张敬夫于潭州，会吕祖谦于寒泉精舍，与陆九渊辩论于信州鹅湖寺，接待陈同甫于浙东官衙。他继二程写了不少理学著作，况且于江西、浙江当官归来，已非当年同安主簿生涯之可比。在“起向泉山觅旧游”之际，他“举目怆新亭”，在“盘谷门前泪沾臆”，凭吊了傅自得以后，和老朋友陈休斋等人，“谈经论义，相与追游连华、九日、凉峰、风凰、云台之间，昼则连车，夜则对榻”，直到十二月才回到武夷。

　　朱熹九日山诗所提到的知郡傅丈，名自得字安道，与朱熹有先人之旧。傅自得为文，“其气骨雄健而关键谨严，波澜浩泳而语意精切，丞相张浚及尚书左丞叶梦得、翰林汪藻、中书含人张镍、尚书郎新安朱乔年得其文，皆爱重之。所著至乐斋三十卷。”（《泉州府志》）朱熹在泉州候批书时，傅丈剖目相待，交往中并特地载酒到九日山探望他，他们夜泛小舟，弄月剧饮。此后，朱熹在《次韵傅丈武夷道中五绝句》中有：“常记桐城十载前，几回风雨对床眠”之句，这里“桐城”，是指刺桐城。朱熹离开泉州二十七年后，傅自得去世，他特地从闽北到温陵吊丧，诗《伏读云台壁间秘阁郎中盘谷傅丈题诗齿及贱名，追怀曩昔，不胜感涕，辄次元韵，呈诸同游，计亦同此叹也》云，“提携当日忝忘年，曾向瑕丘独请前。喜看玄云生素壁，恍疑后学厠先贤。公游汗漫今何许，我病摧颓久自怜。只有空山无岁月，倚天寒木但苍然。（是日景仁、景初二兄行视卜宅亦宿山间，谨并录呈，尤剧悲怆耳。）”千里迢迢，从武夷到温陵吊丧，而且从诗中的“提携”、“请前”、“喜看”、“恍疑”，可见其对傅自得的敬重，非同一般。

　　自得的两个儿子，伯寿字景仁、伯成字景初，皆少从朱熹学，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同登进士第。

　　傅伯寿于《泉州府志·文苑》有传，《晋江县志·晋江乡土志·金石》记曰：“周敬器，在宋赐傅伯寿，迄明独藏于傅氏家，蒋德景为之记。”朱熹有与伯寿游九曲诗一首，答赠别诗二首。泛舟九曲诗曾有“回船酒罢三太息，百岁谁复来通泉”之句，朱熹自注“景仁数日屡诵此句”。《奉答景仁老兄赠别之句》是一首哲理诗，整首二十句，诗中对伯寿说：“羨子正似方来川”，交待他“何忧功名与事业，但要博而渊泉。”伯寿后来曾除翰林学士，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考亭渊源录》谓“乃谄事韩佗胄、苏师旦致身显，伯成每切责之，”列之“叛徒”。这是后话。

　　傅伯成于庆元之间为大府寺丞时，进言朱熹不当目以伪学等，坐是不合，出知漳州。在漳州任上，推熹意而遵行之。嘉定间，以集英殿修撰知建昌府，诉蔡元定冤，俾得归葬。伯成在理宗即位时，加宝文阁学士，明年加龙图阁学士，提举鸿庆宫，卒年八十四，谥忠简，所著有竹隐居士集三十卷，奏议十卷，耄志六卷，《宋史》有传，《宋元学案》并其子康、壅皆见诸《沧州诸儒学案》中。伯成可谓尽忠于朱熹闽学的人物。

　　温陵同游的人，除傅氏父子和朱熹的学生以外，还有许多年岁比朱熹高，很有地位和才华的人物，如陈休斋就是其中一个。陈氏名知柔字体仁，是“清节过马援”的“天圣间学士”（宋神宗语）陈从易的孙子，历知循州、贺州，与秦桧子嬉同榜。时前列十余人俱以攀援致通显，知柔独不阿附，盛年从仕，即动归兴，故号休斋。王十朋赠诗云：“儒先贺州守，正气超等伦。胸中包古今，笔下真有神。”“声名满天下，文字惊缙绅。”（转见《泉州府志》）朱熹在这次故国重游中，提及休斋的诗作有《次韵寄题万顷寒光奉呈休斋先生》、《熹伏蒙休斋先生惠诗见留谨次高韵二首》、《用林择之韵别陈休斋》、《次韵陈休斋莲华峰之作》、《次韵陈休斋怀古堂》等七首。这些诗中有“但见潮生与潮落，不知沉醉又还醒。”“珍重休斋书满屋，可无三宿为君留。”“今日还成一樽酒，它年应记百篇咏。”“亦知今日意，不逐大江流。”等诗句，可见其对陈氏的尊敬。别后，休斋不久即去世，朱熹为祭，在祭文中有；“熹少日游宦，获从公游于泉、漳之间，蒙公爱予，诱掖良厚。”“公于诸经皆有论述，许以寄我，相与考评，而今而后，不复得遂此愿矣”之语，可谓出自胸，感慨良深。

　　此后，朱熹的学生遍布泉南各县，蔡元定以女妻之的杨至和同郡的陈易、蔡和（白石）等人称清源别派。同安许升字顺之、王力行字近思、惠安刘镜字叔光、张巽字子文，一字深道、南安吕大奎字圭叔等等，皆称紫阳高第。《晋江县志》曰，“先是郡士专经卷，泥章句，……自文公导其源，自石，北溪浚其流，条理明备，讲论平实，自是闽洛考亭之书，家诵人习。”

记事咏物寄襟怀

　　朱熹在泉南的诗作，有记事、有咏物、有赠友、有述怀，在内容上涉及面颇广，前面已部分引用，但可能由于他当时的地位，又偏于东南一隅，对于抗金的时局、形势，听不到他心声的反响。朱熹青年时在泉南所写的《临流石》、《再得古木》、《感事有叹》《示诸同志》很具代表性。

　　当他行役途中，看到涧边立石，不仅发出轻轻的叹息：“偃蹇西涧滨，枵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鸣，上有苍苔绿。来往定何人，山空此遗躅。”（《临流石》）此景此情，可见朱熹的共鸣。在《之德化宿剧头铺夜闻杜宇》中吟出：“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衾听子规。”这是颇受冷落的叹息。因而官满不得升迁，在同安等候接任官员时，心中发出愤愤不平之音：“青山一何深，上下尽云木。中有千岁姿，偃蹇卧寒谷。明堂不徵材，大匠肯回目。樵斧莫谩寻，从渠媚幽独。”这应该是朱熹当时思想的写照。

　　朱熹在这一阶段的诗作中，不管是《喜暗》，或者在《观雨》，不管在《督役》，或者在《梦》中，充斥着对僻静的闽北故园和过田园生活时的老友的怀念，很少能够听到高亢的音调，比比皆是的，是一些低沉的声息，但在这些低沉的声息中，我们也能听到他《感事有叹》这样应该说有它积极一面的吟唱，诗云：“荣华难久恃，代谢安可量。宿昔堂上饮，今归荒草乡。高臺一以倾，繐帐施空房。繁絃既阙奏，缓舞亦辍行。桃李自妍华，春风自飘扬。恋幄靡遗思，更衣有余芳。身徂名亦灭，事往恨空长。寄语繁华子，古今同一伤。”在《示诸同志》一诗中，我们看到朱熹内心世界的欣慰和对学问的检讨：“夏木已云暗，时禽变新声。林园草被径，端居有馀清。端居亦何为，日夕掩柴荆。静有弦诵乐，而无尘虑并。良朋肯顾予，尚有夙心倾。深惭未闻道，折衷非所宁。眷焉抚流光，中夜叹以惊。高山徒仰止，远道何由征。”

　　根据记载和诗作、文告可知，朱熹簿同安时，工作是尽职的，兼学事是得力的。诗云：“且适平生意，无令双鬓斑。”（《西郊纵步》）实属难得。他深得友朋亲近和学生拥载，但“深惭未闻道，折衷非所宁。”实是有感于内，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高山徒仰止，远道何由征。”表明了他对学问提出了新的追求。

　　朱熹足迹遍泉南，留下不少山水景物的吟咏，其中以同安，南安，温陵为多，如《焚天观雨》、《东桥玩月》，《兼山阁》、《谒奠北山》、《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凤凰山》、《凉峰》、《莲华峰》等，多所吟咏，兹录一二：

　　“横空敞新阁,高处绝炎氛。野迥长风入,天秋凉气分。凭栏生逸想,投迹远人群。终忆茅檐外,空山多白云。”（《登阁》）炎氛两字，用得满好，凉秋点出了炎氛，这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

　　“菡萏含跗天外秀，婆娑散影月中孤。惜无画手追前辈，写就凉峰憩寂图。”（《次黄叔张宿凉峰韵》）把凉峰夜景，写成含苞欲放的荷花处于月下，使人产生清新憩寂的意景，孤洁的情操，使人浮想连翩。

　　“幽谷溅溅小水通，细穿危石认行踪。回头自爱情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涉涧水作》）“秋天林薄疏，翠壁呈清晓。迢递泻寒泉，下有深潭悄。时飘桂叶来，寻源路殊杳。”（《悬崖水》）泉南山水小景，如在眼前。

　　“驱车陟连冈，振辔出林莽。雾气晓方除，日照川如掌。行行遵曲岸，水石穷游赏。地偏寒筱多，涧激淙流响。袛役未忘倦，心神暂萧爽。感兹怀故山，何日税征鞍？”（《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美好的自然景色，使人旅途心旷神怡，乐在其中。

　　寄情山水之作，虽然另有一番情趣，但使人有一种超脱飘逸之感，荒蹊岚阴、悲风寒水也屡见，诸如《登罗汉峰》想到“恨无双飞翼，诣往蓬山岑。”佛道影响之深，总是不时要流露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吟咏梅花、草木的诗作，本文就不再抄录了。

　　朱熹青年时期在泉州生活了四年时间，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名知识分子，表现出其抱负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求道和吏事的冲突，上进和遭遇的抵触。他是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从泉南诗作中体现出其活生生的思想和情绪。在宦居泉州以前，家学和刘、胡三先生的照料、教育，使他诸子百家、理学佛道、诗辞兵法无所不读，因而有广泛而渊博的根基，官满以后，从学于李延平，使他真正受到理学的启蒙，酝酿着自成闽学体系的思想跃进。因此在泉南四年时间，是一个接受理学思想的准备阶段，而在同安兼管教育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他立苏颂祠以树“典范”，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如许升、王力行等人从学者众多，他访求当时同安名士如柯翰、徐应中、王宾等人，相与论学，泉南自唐欧阳詹以来，人材辈出，当时名士又如傅自得、陈知柔，李伯玉等人相与谈经论义、联诗和唱，这个条件，使他初学所得，有一个演习检讨的机会。朱熹在郡城候批书而读《孟子》有得，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和影响，也是终身难忘的。因此，朱熹对泉州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古泉州有许多他讲学的地方，如同安、石井、温陵等，有他众多的挚友、弟子和流传着他的学派支脉，因而古泉州把朱熹奉为曾经受到他“过化”的地方，这也是朱熹在封建社会中的影响与日俱增所决定的。

　　朱熹的诗歌，在《文集》中有十卷之多，其中有他自己的创新，如《武夷棹歌》，有他自己的风格，如《读书偶得》。但他主要是个思想家、教育家。笔者门外抄诗，试图在他的诗作中看到他思想的某一侧面，或活动的某一事迹，所以可能十分牵强，切望就正于长者和同志。

　　（作者何乃川，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留校长期从事哲学原理和中国哲学史教学、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