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生在学校宿舍养鸡

　　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若干大学校园规划中教学科研区和学生生 活区截然分隔开来的模式不同， 开尔斯在珞珈山所设计的这座校园，在学习和生活的空间界线上，是模糊不清的。在主要校舍建筑所集中 的狮子山上，既有学生宿舍和饭厅，也有图书馆和教学楼。至于男生与女生之间，东厂口时代按东院、西院划分的界线，在珞珈山则更是消失无形了。平日里男女同学共同上课早已是常态，男生宿舍因为毗 邻图书馆、主要教学楼和饭厅礼堂，女生们每天在校学习生活， 必然要从其中那三个贯通的门洞里穿行，或是在男生宿舍楼顶上驻足。

　　“姗姗其去”——走下男生宿舍阶梯的女生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三级毕业纪念册》，1934 年。

　　相对而言，女生宿舍独处校园东端，不在前往教学楼、实验室和 图书馆的必经之路上，不那么容易被男生打扰。不过与东厂口时代庭 院深深的“西院 ”相比， 珞珈山的女生宿舍“蝶宫 ”(又称“东宫 ”)， 在男生心目中也渐渐不再蒙着厚厚的神秘面纱了。自 1934 年起， 珞珈山校园每年都会举行一到两次“宿舍开放日”活动，亦称“整洁日”，在这天里男女生宿舍同时互相开放参观一天。当时的在校学生施应霆，多年后依然记得 1935 年春天参观女生宿舍的情景:

　　女生宿舍开放一天，欢迎男生前往参观，好事者喜形 于色，奔走相告，平静的生活涟漪中， 搅起片片浪花。次日晨光初上，不少男同[学]提前起床，有的刮胡子，有的擦皮鞋，有的哼唱着“几时归来呀!伊人呀”的优美歌曲，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早餐后纷向“东宫 ”进发……进到宫 内一看， 窗明几净，整整齐齐， 每个房间的书桌上、书架上都各就各位，床铺上的棉被、床单和枕头都朴素，有的房间还挂着有两张八开面大的地图，一张中国全图，一张世界全图， 这说明我们女同学并非死啃书查讲义，也关心国事、天下事。书架上除专业书籍外， 一般都有些文学作品， 著名作家的小说、 散文、诗集等。她们追求美的享受， 并努力充实自我。

　　“她们的寝室是要整洁些!”

　　“你要去哪?东宫吗?”

　　在武大校友的记忆中，女生宿舍是一个自成一体、温馨美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家长，便是美称“南开皇后”的女生指导顾如。施 应霆回忆道:“负责女生宿舍管理工作的是顾如(号友如)老师。她曾 留学美国，有英语教学能力。据闻顾师是天津南开大学出身，在校攻 读时，因姿容健美，仪态万方，荣获‘南开皇后’之桂冠头衔。‘女 王陛下’来珞珈东宫掌政后，作风民主，从不干涉女同学的内政、外交， 政通人和，确保女生学习生活的宁静与稳定。”

　　30年代在女生宿舍生活的学生殷正慈，对顾如领导下的“东宫”，更有着无限美好的回忆:

　　当我第一天进入母校，第一次踏上女生宿舍的石阶，第一位遇见的师长， 就是顾友如老师。她丰神绰约， 玉立亭亭， 正在大厅的中央， 指挥着工友们搬运什物。她举起 眸向我宛然一笑，问清楚我这位“新鲜人”的姓名后，就说:

　　“我已经将你编住在三楼某室。”回身指着几位工友， 向我 一一介绍:“这位是门房老方，这位是杂役老姚， 这位是清洁女工王嫂，这位是……右首是餐厅，左手是阅览室， 前 面是会客室，后进是琴室，再后进是……”寥寥数语，就将女生宿舍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使我了然于怀......我不禁喜欢她的精明干练， 洞察人情，也喜欢她的衣饰发型，步态翩翩。她穿着一身剪裁合度的旗袍， 韵致高雅。一举 手、一投足，都使人觉得舒坦潇洒。

　　在女生宿舍自习的女生们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四级毕业纪念刊》，1935 年。

　　除了顾如，“东宫”里的两位男工，也是组成和维系这个“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老方职司看门……每天下午，到了会客时间， 便是老 方最忙的时刻，时常看到他佝着腰、喘着气，踏着沉重的步伐，蹒跚地爬上二楼或三楼，轻轻地敲响门房，然后探首入室，悄声地说:“某先生，有客会。”同时高举起他手中 的一张“会客条”，让你看清楚上面龙飞凤舞的签名式……

　　老姚司职打杂……除了胸襟开朗，克苦耐劳之外， 还有一大创出，就是记忆力特佳。每天下午，当他采购的时间到了，他就挨室敲门，探首悄问:“某先生， 你要买什么 东西吗?”

　　“我要买花生米、牛肉干。” “蓝墨水一瓶、练习簿两本。” “合作社有菊花茶卖吗?给我带二两回来。”

　　……

　　我不知道老姚所受的教育程度如何， 但我认为他是读 过书，识得字的。因他称呼每位“先生”的姓名，都很清晰利落。不过，我从未见他当场拿出纸笔来，记录下这些零碎的差便。只是“嗯”了一声，点头而退，到时候，他从老远的合作社挑担回来，就又笑吟吟地逐室分送，各物点交， 账目清楚， 从未见他出过差错或纰漏。像这样可惊的记忆力，谁能比得了?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大学的合作社、邮局、银行等来源:《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二年度)》，1933 年。

　　除却在生活上对各位女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顾如领导的 “东宫”，更指导女生们“要守秩序、遵时间、爱清洁、培礼貌、敬业乐群......种种诚意、正心、修身的基本功夫，顾师以言教、以身教，使我们潜移默化，在和煦的春风中，真正享受着大学之道 ”

　　20 世纪 30 年代的武大女生宿舍生活场景来源:《国立武汉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册》，1933 年。

　　女生宿舍一楼虽有一间小“餐厅”， 但全校学生的一日三餐， 主要仍在狮子山西山头的那座饭厅里解决。这座伫立山头的醒目建筑， 也成为 30 年代武大学生们心中最为深刻的校园印象之一。在伙食的安排和经营上， 可以充分体现出当时武汉大学在学生校园生活方面的“自治 ”:“ 因为同学们是来自全国 四 面 八 方的，口味不同， 就各就自己的口味，分别组成各种伙食团……自己选举伙食团长，每月或每个学期改组，轮流买菜。”这种学生分团自办伙食的模式，直 到抗战胜利后依然延续。

　　“努力加餐饭”——女生宿舍内的餐厅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四级毕业纪念刊》，1935 年。

　　1933 年春季一开学， 学校便公布了一份《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自 办伙食厨房通则 》。该通则规定:“每学期开始时学生组织自办伙食厨 房，除面食厨房外，可以成立三组，每组至少须有十五桌人数始能开 办，至多以三十桌为限，如逾此限，得拒绝加入。”每月参加学生需 缴纳伙食费八元，每个伙食团由学校分配餐厅内的厨房和用餐区域。虽说是依各地口味而组团，但以当时武汉大学生源籍贯的分布，自然 是以来自长江流域的学生人数最多，因而代表长江流域口味的两大伙 食团， 也就成为队伍最壮大者。在 1936 年的毕业同学录中，学生们 甚至幽默地总结了大学生活中五件最担心的事——“面食自办的人来 揩油、微生虫逃出显微镜、上海银行没有钱、校医配错药方、被先生 括胡子”。不难想见，做此归纳者定是南方学生伙食团，而由此揶揄，似乎也可窥见面食团的伙食质量，是无法满足入伙学生的胃口的。

　　伙食团中最具有权威者是“湖南”团体， 因为长江流 域川湘鄂赣口味相差无几， 这几省的人多势大， 当然食客 最盛……其次是“江浙”团体，不能吃辛辣者纷纷投靠...... 这两大团体因为人多好办事，所以伙食真不赖。仿佛记得川 湘团体受湖北团体影响之故， 菜并不太辣。武昌鲫鱼尺来 长一条， 牛肉花生米更是价廉物美， 若遇月底有结余， 牙祭之丰可以上到六道菜。江浙伙食团的掌锅好像是安徽人，其菜甚甜， 所谓“夹沙肉”者， 两块肥肉中夹砂糖， 在今日流行减肥者视之， 当不啻毒药， 而当时也吃得津津有味。这两大势力因为人多， 所以办得好; 因为办得好，所以人 越来越多。如此循环，几乎将所有小伙食团体都打倒。

　　“担心的事:面食自办的人来揩油!”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五级毕业纪念刊》，1936 年。

　　对学生来说，参加伙食团并不只是每天坐享其成地到点用餐，而 是要亲自参与伙食团的经营管理。根据学校的规定，每个伙食团成立 后， 都要由参加学生选出一个负责经理人， 而厨房的厨师和伙计也 由学生自行招募雇用， 对学校仅需将雇用人员名单交给事务部备案即可， 学校也仅仅扮演监督角色， 一般不介入伙食团的具体经营运作事务:“各组厨房雇佣厨工， 应有学校令具铺保备查， 所有公共清洁、 卫生、纪律事项，须受庶务、斋务两股指导。如有不受约束者，轻则通知该组经理惩罚，其情节较重者，事务部得随时开除，但须事先通知负责之经理， 另雇其他厨工使用。”此外，除了学生自备个人的餐 具碗筷外，后厨需用的炊具厨具，都由学校统一提供。

　　除了学生“经理”负责总理伙食团事务，团中还有轮值的学生代表，跟随炊事师傅 一同前往城区买菜，直接决定菜肴的种类，监督食材采买的财务和质 量。对于“总经理”和学生代表，食堂的师傅们是要努力讨好巴结的， 因为他们将决定自己能否在这个伙食团继续掌勺下去， 而学生们对自 己每天伙食事业的关心，其热情也颇为高涨:

　　第四节不一定有课，十一点半一过，口里清水浸润，就 想往食堂跑。碗筷是自己带，沿途颇有以鼓盆为节者， 叮叮当当，零零落落，经图书馆，过法学院，而汇聚于食堂。

　　斯时大司伕正在调和鼎鼐， 蒸馒头的蒸笼热气直喷， 炉中煤火正旺， 菜锅中吱吱有声， 先到的食客不期而集于厨房， 以大司伕为中心， 平章软脆， 商略咸酸， 各抒己见。大司伕一面炒菜， 一面还得适应各方: 现任经理的指示自 然要听从，前任经理的意见也该尊重; 已经当选，尚未视事的下个月经理有所表示， 更得巴结一番; 尚有一些社会贤达七嘴八舌， 也一个都不能开罪， 因为说不定是下下个 月的总经理人选。而且食客离心， 团体可能解散， 于大司伕面子有关。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学生饭厅来源:武汉大学档案馆。

　　当时武汉大学的学生对于学生自治的伙食制度，都颇为满意，而食堂师傅们， 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伙食物美价廉， 每月仅六、七 元......既可口，又营养。因为是同学自己办的，主办人固然不会动脑筋，厨司亦揩不到什么油，每月月初月中， 还要打牙祭加菜。不过剩饭剩菜，是厨师工友们的专利品，他们有这些收益， 也心满意足了。”

　　在杨家湾生活服务区内，学校还开办了一家“消费合作社”。武大在校学生和教职工均可入股，每股股价十元，每人最多可持有五股。消费合作社事实上是一家小型百货商店，经营范围包括燃料、服装、食品、烟酒、茶叶、文具、五金、化妆品、日用品等。除了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向入股社员出售商品，便利生活以外，“年终清账时本社如有盈余，得酌分红利”。店内还备有冰箱，夏季时出售冰汽水和冰啤酒。1933年春季开始，消费合作社“为便利消费人及游客期间， 特设饮食部，发售茶点小食、新鲜水果，每逢星期日，并有汤面、炒饭，定价低廉，卫生经济”。这一饮食部，事实上成为学生们“开小灶”以及周末聚餐的校内小餐馆。

　　消费合作社饮食部《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三级毕业纪念册》，1934 年。

　　地处荒郊乡野地带的珞珈山，一下子云集了上千人，自然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也吸引周边村民前来做些小生意。“早晨......乡间妇女篮装鸡蛋候于饭厅门口，采记账式， 每元一百个......既新鲜、便宜又营养。”在消费合作社隔壁，更开设有小商店，出售各式食品点心。

　　事实上， 武大自己也生产农副产品。在狮子山以北湖滨地带的农学院区域，校方便建有鸡房。此外，更有牛羊猪房，饲养牲畜，这些都是农学院院长叶雅各的主意。农学系主任李先闻曾回忆道:“(农学院)那时还没有学生，我就同叶院长谈谈他办农学院的宗旨与目的……他似乎提到珞珈山应该大规模的栽果树， 满山都是山羊与鸡群，东湖湖上饲养的鸭群，代替满湖的野鸭群。我觉得他似乎在想办 一个大农场，我就投其所好向他建议说:‘那么在大都市旁(汉口)办 一个经济的农场，如想要赚钱的话，似乎应当种花及养牛。’我不过信口开河，当时一无经验，更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叶立刻就频频点 头:‘好!好!’于是就派我东下去买乳牛。”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亦曾特别报道此事:“本校农学院筹备处，于最近一年间……喂养优种牲畜数十种，成绩甚为良好。最近复派教授李先闻先生赴沪选购高级纯系品种荷兰乳牛多头，及瑞士乳羊十数头，均经沪上血清制造所所 长程绍迥博士负责检验，担保全数健康，绝无肺痨等任何疾病，已于日前搭由三北长兴轮转运抵校矣。关于榨乳、消毒、装瓶等等设备，均极完全，凡购用此种乳汁，饮时可无须煮沸，如此则生活素无变化，其滋补效力更大。”

　　于是从1935年开始，校内师生便开始享用这种自产的优质牛奶和羊奶了。当然，这幸福而近乎“奢侈” 的鲜牛羊奶并没有喝上多长时间， 很快日寇进犯，学校西迁，不久农学院也告停办。抗战胜利复员珞珈山后，武汉大学农学院也没能完全恢复 1937 年前这种欣欣向荣的农副产业生产景象。1946年随学校第一批复员回汉的外文系大四学生齐邦媛便曾回忆，这年里她和同学“周末常常搭渡轮由武昌到汉口去，在沿长江边的大街上地摊买美军军用剩余罐头，最常买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冲开水喝，代替比较贵的牛奶”。

　　农学院筹备处及各类牲畜栏舍来源:《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三年度)》，1934 年。

　　此情此景，与之前每日鲜牛奶送至宿舍楼下的日子相比，已然是恍如隔世。无疑，30年代珞珈山校园里的“吃”一方面，在当时中国是幸福乃至近乎“富贵”的，不能不引人羡慕。在众多学生的回忆中，都会提到每日一至饭点，学生携带各自餐具，纷纷急切地赶往食堂的难忘场景。

　　不难想象，对于地处荒郊野岭的珞珈山校园而言，各式的美食成了一种重要的大学生活情趣，聊以丰满略显干涩的校园生活。而在其背后更重要的是，在每日享用自办的伙食，饮用农学院自产的鲜奶，每学期从消费合作社领取分红的过程中，无论对学生还是教职员，校园大家庭的和睦情谊与作为珞珈山主人翁的价值感，无疑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种其乐融融的自成一统，多少年后依然是经历过那 个年代的武大师生校友们难忘的美好记忆。

　　（本文摘选自《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作者 刘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