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第一年作文_我的大学作文大一新生

　　原题

　　我的大学梦

阴差阳错，鱼与熊掌终于兼得

　　作者： 陆耀文

　　小时候，我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但我还有另一个梦想，这就是大学梦。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梦不可能同时实现，因为当兵和上大学的年龄都是十八九岁。当时还没有考军校，或者上大学期间应征入伍的政策（至少当时的我和我周围的人是不知道的）。然而，阴差阳错，我的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我最早意识到参军梦和大学梦不可能同时实现，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在山西省绛县卫庄公社里册小学上学。那时候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兵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农村青年的首选，姑娘们也很愿意嫁给军人。小小年纪的我耳濡目染，也早早做起了当兵的梦。与此同时，我也朦朦胧胧地知道小学有初小、高小，中学有初中、高中，高中上面还有大学（至于大学还分专科、本科、研究生，那是十几年之后才知道的），似乎上大学是顺理成章、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两个梦又是互相冲突的，心中大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憾。至于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或者能不能“验上兵”（通过征兵体检），少不更事的我，从来没想过。

　　正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不知如何化解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接着传来大学停止招生的消息，我心中虽有大学梦破灭的惋惜，但毕竟不必再为如何抉择伤脑筋了。从此我就死心塌地一门心思地考虑当兵的事了。那时，我们家已经到户口所在地——卫庄公社斜曲大队，我也转到斜曲小学上四年级。这个农村户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下放下去的。文革开始，科级干部的父亲也受到冲击，家属也被轰出单位宿舍。

　　文革期间，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农村地区小学、初中实行七年一贯制，由各个大队办学；高中实行两年制，由县教育局主办。斜曲大队是个小山村，小学四个年级只有一间教室，一名老师，显然没有条件举办七年制学校。于是上完四年级，我就转到父亲单位附近的中堡大队七年制学校继续读书。中堡大队是南樊镇的三个大队之一，而南樊镇素有“小北京”的美誉。1972年元月，我从中堡大队的七年制学校毕业，同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樊中学高三班。这时，绛县公安局根据我家孩子多、没有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恢复了我家的非农业户口。

初中时的作者

　　1973年初，这一年的征兵工作开始，当时的政策是毕业班的在校高中生可以应征入伍。我是一年级，不符合应征条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毕业班的几位师兄穿上新军装，奔赴军营。1973年底，我们即将高中毕业，我也即将年满十八岁，参军的梦想重新燃起。然而，盼来的却不是征兵工作开始的消息，而是下乡插队的消息。

作者高中毕业证书

　　1974年元旦刚过，正当大家拍照留念、依依惜别、准备离校之际，一天班主任郭立正老师通知我和甄雁云同学去县里参加一个会议，至于为啥、干啥我都一头雾水。到了县城，我们稀里糊涂地被带进一个会场。看了会议的横幅，才知道是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没多久，我和其他二十几名同龄人被带上舞台，每人发了一本合订本的《毛选》，陈村公社党委书记李朝相讲了话，县知青办就与陈村公社完成了交接仪式，我们这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成了陈村公社的插队知青了。

　　当时的政策是城镇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必须下乡插队，插队满二年才能参军或者被招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能乖乖地去插队，把参军的梦想再封存两年。我被分配到卓子沟大队，甄雁云同学被分配到相邻的紫甲大队。那时候，大学已经恢复招生，招收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推荐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好，不太重视文化基础。所以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小学、初中、高中一勺烩。那时我想，我好歹也是个高中生，如果跟一帮小学、初中文化的人一起上三年大学，又能学到啥呢？因此，一直没有动过上大学的心思。当然，话说两头，尽管我插队期间表现不错，但在插队的两年时间里，也没有推荐上大学的指标降临到我插队大队或公社。

　　1976年初，五四一电厂大量招工，我们邻近几个村子的“老插”（北京知青）、“新插”（当地知青）凡是插队满二年的都被五四一电厂一锅端了。只有我初心不改，放弃招工，选择了当兵。当时公社武装部的赵部长劝我说：“五四一电厂是个很不错的单位，你当几年兵还不是要回来？到时候可不见得有这么好的单位了。”我不为所动，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应征入伍。

　　1976年3月初，我们陈村公社的10名新兵乘坐绿皮火车，来到位于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的原三十八军一一四师防化连。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喷火排。当时喷火排担负师仓库的警卫任务，与连队相距不到一公里。

　　1977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定县街头偶然看到一所中学的大门上拉着横幅，上面写着“高考考场”。这使我联想起前不久听到的恢复高考的消息，猛然间意识到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又回来了。我的大学梦又重新燃起，总觉得考上考不上是一回事，但不去试试将会遗憾终生。

　　动了考大学的心思，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自己刚刚当兵两年，三年服役期还没满，要求复员说不出口。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干满服役期就申请复员，回家考大学。决心既定，说干就干，从这时开始，我从书店陆续买了几本有关的书，高中同学、好友马建桥给我寄来了《三角函数》《平面几何》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复习。在此，我要感谢连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大家知道我有心参加高考，但看破不说破，没有人批评或背后议论我“不安心本职工作”。相反，有的老乡、战友还鼓励我，朔州老兵、器材库的仓库管理员卢靖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鼓励我积极准备考大学，还跟我的排长王世昌打招呼，让他不要为难我。（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王排长为难我的事。）

　　1978年初，我被任命为班长，这对没有当过副班长的我无疑有点受宠若惊。这一方面是连里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部队建设需要。不过，这也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在部队建设需要的时候，自己提出复员是否合适？1978年8月，高中同学、好友刘登科来信，通报了他考上兰州铁道学院的消息，这更加坚定了我考上大学的信心和决心。

当兵时的作者

　　正当我何去何从举棋不定的时候，1978年老兵复员工作开始了，指导员辛敏厚宣布：“谁走都放！”这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全部顾虑，下决心要求复员。决心已定，我更加归心似箭。

　　1979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向辛敏厚指导员表达了我想复员的急切心情，辛指导员当即表示：“行，我跟军务科长打声招呼，让你提前走。”几天后，辛指导员告诉我，军务科长同意了，批准我提前复员。1月16日上午，连长覃登云亲自开车，连里20多位战友送我到车站。依依惜别中，我告别军营，登上了开往家乡的列车。

　　到家没几天，南樊中学的老书记王宏明闻讯前来，问我是否有考大学的想法。这真是雪中送炭，正中下怀！我当即表示提前退伍就是为了考大学。于是，我重新回到母校南樊中学，开始了高考补习。由于深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响，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理科补习班。

　　补习班的板凳还没坐热，广播中传来对越反击战于1979年2月17日打响的消息。军人的使命感促使我想，要不要重新回部队？但转念一想，三十八军是军委总预备队之一，是不会轻易派往前线的。自己还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面继续复习，一面做好随时听从部队召唤的思想准备。直到3月16日我军撤军，我也没接到部队召唤的命令，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我是插班进来的，补习班的进度与我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几个月下来，数理化还没来得及系统地复习一遍。就在这种情况下， 1979年7月7日，我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考试的结果是，我在几个月后收到了五四一技工学校的一纸录取通知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收到绛县民政局的通知，我被安排到山西省药物培植场工作。我父亲劝我：“岁数不小了，不要再考了吧。”说实话，通过前几个月的复习，我对重拾数、理、化的把握确实不大。正当我进退维谷之际，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亓得文对我说：“年龄大的人报考文科更为有利。”他劝我考文科。我顿时豁然开朗：对呀，东方不亮西方亮，干嘛非要在理科一棵树上吊死呢？从此，我下定决心报考文科。

　　当时，位于南柳坡上的南柳庙是绛县教育局的师资培训基地。为了提高高考成绩，绛县教育局在这里举办了面向全县的文科补习班。亓得文老师在补习班教历史，通过他的推荐，我顺利进入了这个补习班。

　　参考1979年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总分400分的规划，其中语文75分，历史85分，政治85分，地理90分，数学60分，英语5分。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我采取了“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用在数学上，理由是数学是文科考生的短板，瘸一条腿肯定不能取得好成绩；三分之一用在历史和地理上，这是因为以前没有学过历史和地理，需要从头学起；另外三分之一用在语文和政治上；英语基本忽略了，因为当年在高中英语课上，总共只学了94个单词，语法更是很少涉及。

作者与大学同学汪月波（左）白明标（中）合影

　　高考前两个月，运城地区教育局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二名。这使我考上大学的信心大增。高考前几天，我已经不再看书，大有成竹在胸、胜券在握的感觉。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高考第一天就差点走麦城。1980年高考，7月7日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根据达芬奇上千次画蛋的故事写一篇感想。我开始想到了“打基础”这个主题，但又一想：高考能考这么简单的题目吗？于是把思路转向了“精益求精”。这就与题目的要求相差甚远，影响了成绩。

　　下午考数学，根据事先确定的“先拣会做的做，不会做的放在最后”的考试策略，一拿到考卷我就从头向后捋，一直捋到最后也没发现一个会做的题。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下可遭了，难道今年又将折戟沉沙、铩羽而归吗？转念一想，不如破罐子破摔、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于是我从第一道题开始做，没想到一冷静下来，立刻柳暗花明，一道道题目迎刃而解，整个答题过程异常顺利。只是在最后一道题目中，心里默念着双曲线，硬是鬼使神差地把双曲线画成了椭圆。

　　后面两天的考试都稳扎稳打，波澜不惊。这一年，我的高考成绩是总分399.85分，各科成绩：语文65.5分，数学84分，政治82分，历史75.75分，地理89分，英语3.6分。这个成绩位列当年山西省文科第19名，绛县文科第一名，第二名比我低20分。

作者大学毕业证书

　　高考结束，接着是填报志愿。我想，既然考了文科，干脆就进一所纯文科院校吧。这样，我的第一志愿就报了中国人民大学，被该校的档案管理学系录取。1980年9月13日，我跨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至此，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1984年7月，我完成大学学业，取得历史学本科学位。

　　2022年2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作者2013年

　　作者：任虎成，1956年5月生于太原，插队两年，当兵三年，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八年，2002年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从事律师职业，2016年退休。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