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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是九朝故都①，位于“天下之中”。“土中”、“中土”、“中国”②之名即指洛阳一带的河洛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洛阳在唐代的前期是与长安相颉颃的经济中心城市。众多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有关政治、宗教、文字等文化都是在洛阳和周围的河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③。此外，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儒、道、释三大文化构架和以诗为主体的文学构架的形成，基本上都与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大唐的东都，洛阳是唐代的中心文化区之一。盛唐时的著名诗人，几乎都到过东都洛阳。孟浩然、王维、李颀、王昌龄、李白、高适、岑参、储光羲、卢象、常建、祖咏、裴迪等，或游览，或路过，或读书，或求官，都先后到过洛阳。

　　唐诗之所以成为唐诗，其主要特点是因为近体诗的出现，从而与唐以前的古体诗有了重大区别。近体诗的出现与创作，则与初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宫廷诗人集团有着重要关系。上官仪简化了作诗的声律规则，使其在创作中有了可操作性，是近体诗形成的最关键的一步，具有明显的开创性。武则天朝中，洛阳宫廷集团出现了一大批主要写近体诗的诗人，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等“文章四友”与沈佺期、宋之问等著名的诗家都对近体诗的形成和定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杜甫在洛阳的学习与生活

　　杜甫出生于巩县，而巩县是洛阳都畿道河南府的属县。因杜母早逝，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由其二姑抚养。杜甫有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忆昔》）。除此之外，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朝做过洛州洛阳县丞，后又为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等京官，在洛阳也当有宅第④。因此，杜甫在十四五岁时，能够在洛阳有条件“出游翰墨场”。但他与一般同龄的孩子有所不同，有些少年老成，“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即结交的都是老一辈的长者，向他们请益学问或请教诗文创作，如郑州刺史崔尚和豫州刺史魏启心这样的前辈长者，就曾夸他的赋作得好，有班固、司马相如之风。崔尚是崔融之从子，因崔融与杜审言的关系，崔、杜两家是世交，因而崔尚对杜甫进行奖掖与夸赞，是可以理解的。“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杜甫的这两句诗可能有些夸张，但李邕与杜甫见面，却是事实。因李邕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有旧交，对于杜审言之孙杜甫，很小就能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文学才能很欣赏，在见面时给予指点和夸奖，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王翰这样的一个比较狂傲的名士在洛阳的住处，与杜甫的住处相邻近，这也是可能的。杜甫举此二人，说自己能与李邕和王翰这样的名士⑤交游是种殊荣，而引以为豪。

　　除了这些名士之外，杜甫还与王公权贵，在洛阳有过来往。他晚年在长沙见到当年的宫廷乐师李龟年也流落此地，十分感慨地写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诗中回忆了在开元盛世之时，杜甫在洛阳的岐王李范的宅第中及崔涤的堂前听李龟年唱歌的事。可是在当今春暮花落的时节，他们却一起流落在远离洛阳和长安京城的长沙，淒然相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可见杜甫年轻时在洛阳，与李龟年这样的宫廷歌唱家和岐王和崔涤这样的权贵人物是有过交往的。

　　杜甫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读书学习，“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这是说他儿时很聪慧，七岁就开始作诗，有《咏凤凰》之作，可惜今已不传。“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作诗是其继承祖父家风的一项事业。9岁时的大字已经练得相当可观了，有一袋子的书法习作。我们知道，杜甫的书法观是“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看来他的书法是学习李邕的一路，是以瘦硬简劲为美的。同时，他的祖父杜审言，也是一书法名家⑥。杜甫之父杜闲，也善书法：“《蔡宽夫诗话》云：‘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简远精劲，多出于薛稷、魏华，此盖自其家法言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八引）想来其书法也承自家传。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看来杜甫青少年时代是以苦读为功课的，其所读之书已不可详考。但他自以“奉儒守官”为家训，他教育子女曾说“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看来他是以儒家的诗书经史为主要学业的，他对自己的第十三代祖杜预十分佩服。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当是他所熟读的经书之一。在唐代，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取代了东汉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简称服注），为孔颖达《五经正义》所据，服注遂亡，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便成为唐代科举的必读之书⑦。杜甫“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昭明太子《文选》也是他精读的书籍之一。他涉猎甚广，通过他所受的影响来看，除了儒家的经史书籍之外，盛唐时所盛行的道经和佛经，也有所涉猎。这与洛阳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当有相当深厚的关系。当然，杜甫的青少年时期，并不全是一个书呆子，其赤子之心不泯，“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杜甫十分崇拜先祖杜预的文治武功，在其青年时代也曾向往干一番为国建功立业的大事业。北游齐赵之时，杜甫曾与苏源明等人骑马打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壮游》），俨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壮士。

　　从开元十八年至开元二十八年（730~740年）这十年间，杜甫除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洛阳应试之外，一直都是出外“壮游”。他“快意八九年”（《壮游》）游过郇瑕（今山西临猗）、吴、越，东鲁、齐、赵等地，约有八九年之久。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前后，他的父亲杜闲去世了⑧。之后杜甫移家偃师首阳山下的土娄村——杜甫家的祖坟所在地，筑土室守墓。杜甫的第十三代祖杜预、祖父杜审言也葬在这里。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李白辞京还山，离开了长安。在经过东都洛阳时与杜甫相见。杜甫作诗《赠李白》中说“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表达他要与李白同游梁宋的愿望。同年秋，李白与杜甫在开封梁园与高适相会，三人同登吹台，慷慨怀古，又到宋中孟诸泽去打猎。天宝四载（745年）秋，杜甫又赴李白之约，同游鲁郡，杜甫有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以记其事：“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后二人在兖州东石门作别。李白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以表依依惜别之情。杜甫回到家中后，作《冬日怀李白》，诗中表达了对李白的深切怀念之情。天宝五载（746年）杜甫离开了家乡洛阳，西游长安，开始了他十载客居长安的生活。

　　杜甫在长安期间，虽然也不时地回到洛阳，但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是在至德三载（758年）冬的探家之旅。此时东都洛阳刚从安史叛军手中收复，他难掩内心喜悦，即兴创作《洗兵马》，兴奋地写道：“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认为安史之乱马上就可以平定，并希望能够收甲洗兵，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男耕女织的太平生活：“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其实他高兴得太早了，岂不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一打就是八年，直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河北、河南诸道，才为官军收复，但国内混战的局面却仍未止息。从洛阳回华州的途中，他遇到因九节度使围攻邺城失利，退守河阳的败局。一路上到处是官府抓兵、抓夫的惨象，母子、夫妻的生离死别随处可见，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忧国忧民的矛盾与痛苦相互交织，使杜甫忧心如焚，愤而以新题乐府的形式写下惊天动地的“三吏”、“三别”，达到了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高峰。

　　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城中建永宁等寺，在洛阳城南龙门开凿石窟，龙门石窟的古阳洞等就是北魏时期佛像雕塑艺术的代表作。洞中现存有碑刻书法“龙门二十品”，是北魏书法的典型代表作。其特征是劲峭瘦硬，当对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书法观念有一定的影响。龙门奉先寺，是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所建，为建造卢舍那大佛，武则天还捐了两万贯脂粉钱。杜甫在开元二十年（732年）游览此寺，并作了《游龙门奉先寺》一诗。诗中记载了杜甫游览奉先寺并在寺中过夜的情景。诗中有“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的句子，已见他对佛教有所领悟。此外他还写了《龙门》一诗，描写了“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即洛阳附近到处是佛寺的盛况。其实，杜甫接触佛教是相当早的。他小时所寄依的洛阳仁风里的二姑，就是信佛的，他的继祖母卢氏也是信佛的⑨。杜甫受佛教的影响，是当时洛阳佛教盛行之风气和家庭信佛习俗熏染的结果。

　　除此之外，杜甫与道教也早有接触。隋末唐初一批著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李含光、司马承祯、吴均等都曾在洛阳及其附近的嵩山、王屋山等地修炼、传道，其中司马承祯曾被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帝王召入宫中，问以朝政之事。玄宗还尊之以为师。可见洛阳地区的道教风行之盛。杜甫曾怀着虔敬的心情，拜谒过东都的玄元皇帝庙，写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一诗道：“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盘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其中对老子庙的雄伟壮丽作了精彩的描绘，对老子这位所谓李唐王朝“先祖”的遗德，作了大力的推崇。虽然作的是颂体诗的表面文章，但盛唐时期道教，尤其是“圣祖”老子对杜甫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洛阳期间，杜甫还深受如音乐、舞蹈、雕塑、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传统的熏陶。如前所述，他巩县老家的石窟寺及洛阳龙门的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万佛洞、奉先寺等从北魏到隋唐以来的石刻雕像所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使他受到深刻的艺术感受；著名宫廷乐师李龟年在岐王宅和崔九堂的歌唱、公孙大娘、裴旻等剑术舞蹈家在河南郾城和洛阳的精彩表演、草圣张旭的草书⑩、画圣吴道子在洛阳老子庙中的神仙壁画和“五圣图”等11，都深刻地印在了杜甫的脑海之中，使他的艺术鉴赏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杜甫诗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题画诗和关于对歌舞的精湛描写，多来自于他在洛阳时所受到的艺术鉴赏和熏陶。

　　洛阳诗歌传统对杜甫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杜甫青少年时代的作品现在留传下来的并不多，在洛阳生活时期所作的诗歌现存的约有20多首。从这些诗歌的内容和题材上来看，颇受初唐、盛唐时代精神的影响，风格俊健清新，但题材不广，且五律较多。安史之乱后回洛阳归家寻亲时所作的17首诗多是五七言古体诗，内容忧愤深广，多是及时反映生活现实的忧国忧民之作。

　　杜甫青年时期的作品，多是五律，显然是受到洛阳初唐时期宫廷诗派诗人的影响。洛阳宫廷，是唐代近体诗的摇篮。可以说，近体诗是在洛阳宫廷诗人群手中诞生、成长和基本定型的，其中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最为擅长。宋之问既是杜甫祖父的好友，又是洛阳的老乡，杜甫所居的偃师土娄庄，与宋之问的首阳山下的旧庄不远，虽宋之问已死，但他对这位前辈依然十分尊重，并专门到宋的旧庄去访问，他所写的《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对宋之问、宋之悌兄弟的文武功业表示仰慕，对其家后世的“零落”和“寂寞”很是感慨。

　　杜甫对洛阳宫廷诗人所取得的律诗成绩，十分赞许，并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写近体诗的传统。如杜甫的咏物诗，就受到李峤的咏物诗的影响。李峤五律咏物诗120首，是一组大型组诗，从天地自然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象，都作了吟咏，提供了五律咏物诗的新范式，开拓了五律诗的新天地。杜甫在入蜀以后，也以五律的体裁写了大量的咏物诗如《丁香》、《丽春》、《栀子》、《》、《花鸭》等，里面就有沈诗的影子或借鉴了其创作方法。沈佺期、宋之问被贬后，写了不少有真情实感和较多生活内容的律诗，如沈佺期的《早发平昌岛》、《夜宿七盘岭》、《入鬼门关》、《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等；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新年作》、《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登粤王台》、《发藤州》等。这些诗已渐脱离了宫廷诗的束缚，走向了广阔的社会和地理空间，有了深刻的感触，多了一些内心的体验，虽然仍是局限于个人冷暖的小圈子内，但已比宫廷诗的无聊应制有所提升。杜甫由陇入蜀形同贬谪。因此，他此时期对沈、宋等人的贬谪诗，有较亲切的认同感，写下了《秦州杂诗二十首》、《送远》、《恨别》、《登楼》、《宿府》等诗，尽管多少有些被朝廷抛弃的感觉，但又有深刻的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感，这一点与沈、宋等人只关心一己之私的窄狭情感，是有较大区别的。

　　其实能够五律、七律和排律兼善的是杜审言。杜审言现传有诗43首，其中五律28首，五言排律7首，七律3首，七绝3首，五古2首。后人称其律诗“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杜审言精于五律，排律也很擅场。杜甫青少年时代在洛阳期间，所作诗最多的就是五律，其中多首是模仿其祖父诗歌的。元人赵汸指出：“公（按指杜甫）祖审言《登襄阳城》诗云：‘旅客三秋至……’公此诗(按指《登兖州城楼》)实本于其祖。”（《杜诗详注》卷一转引）若以字句论，还嫌皮相，但若从总体上来看，杜甫五律确实是深受其祖诗风影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杜审言的五排也被高调称许：“初唐四十韵惟杜审言，如《送李大夫作》，实自少陵家法。杜《八哀•李北海》：‘次及吾家诗，慷慨嗣真作’是也。”（《诗薮》内编卷四）所谓《送李大夫作》和“嗣真作”指的就是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存抚河东》的五言排律。这首长律作于洛阳。此诗长达四十韵，在初唐五排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格律或是对仗，都是严谨之作，开长篇排律之先河。杜甫继承了其祖父的长篇排律传统。在杜集中，共有五言排律123首，其中三十韵以上的就有16首。三十韵的有10首，四十韵的有4首，此外还有五十韵1首，一百韵1首。他的五排长篇，远远超过初、盛唐诗人，得力于他对祖父五排长篇的继承和发扬。杜甫在年轻时所作的五排有《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3首，其中前两首作于洛阳，最后一首作于天宝初年与李白游历东鲁时。这些排律虽然在篇幅上还赶不上杜审言的四十韵长律，但在技巧和作法上还是力求对仗精工，格律谨严，章法上也是亦步亦趋，力追其祖的，即所谓“少陵家法宛然”（《诗薮》内编卷四）。

　　杜审言也写过3首七律。这3首七律只有《春日京中有怀》的颈联和尾联失粘，其他两首全都符合粘对格律。说明七律在杜审言手中，还是较为成熟的。细按杜甫的七律，其祖父的影响也宛然犹存。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七律则‘季冬除夜’、‘毗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五）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就是其最早的一首七律诗。此诗写于开元24年（736年），时杜甫24岁。这首七言律，完全符合平仄粘对格律，对仗精工，在形式上已相当成熟。其中间二联对偶句写得相当老成。但七律还不是他年轻时主要的写作诗体，只是到了安史之乱后，他的七律写作才上了写作的日程。我们从这首诗上已可见他已继其祖之志，在七律上初露锋芒，为他以后写出“浑雄富丽”（《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的七言律诗奠定了基础。

　　唐时洛阳宫廷诗人对近体诗的创作和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青少年时期的杜甫，在洛阳受到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廷诗人近体诗创作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其祖父杜审言的近体诗创作对杜甫的影响最大。杜甫的近体诗之所以后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与继承洛阳近体诗的创作传统分不开的。

　　洛阳诗歌的另一个传统，就是直面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的《诗经》就已出现了这一诗歌传统。诗经中的诗，大部分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是表现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之情的，而统治者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通过民歌和民谣来获知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故主要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民生得失的，而以诗娱情或观赏各地音乐则是次要的。故《诗经》的主要倾向，是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东周时期，王城在洛阳，而《诗》由各地采集之后的编辑和整理的过程，都是由太师加工，在洛阳完成的，并作为定本，向全国散布和传播的。传说中孔子将《诗》删为三百篇，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传授给弟子。而《诗经》中的《王风》，《小雅》、《大雅》和部分《国风》诗中都有洛阳地区的诗歌。此外在《周南》、《召南》、《桧风》、《郑风》、《卫风》、《邶风》、《陈风》、《鄘风》、《魏风》等中原地区的国风中，都有许多现实主义的诗歌的出现。

　　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和民歌多是东汉人的作品，如平调曲《长歌行》、杂曲歌辞《悲歌》、清调曲《长安有狭斜》、瑟调曲《东门行》、《艳歌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相和曲《陌上桑》，此外还有文人乐府诗，如辛延年《羽林郎》、蔡邕《饮马长城窟》等仿乐府诗12。这些乐府诗，皆采自于民间，“故其多社会问题之写真，而其风格亦质朴自然”13。《古诗十九首》中的诗篇，多写于河洛地区，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

　　建安时期的三曹和七子，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但也作了不少与洛阳有关的诗。东汉末，曹操曾在洛阳先后任北部尉、骑都尉、司隶校尉等，对洛阳十分熟悉。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的乐府诗，诗题中的夏门即是洛阳的城西北门。曹丕即帝位后，定都洛阳，广修宫室，立太学。他的《燕歌行》、《丹霞蔽日行》和曹植的《箜篌引》、《名都篇》、《美女篇》、《七哀》、《送应氏》、《赠白马王彪》等诗及《洛神赋》，都作于洛阳。三曹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其作品或慷慨以任气，或宛转以抒情，或悲慨以赋诗，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同时代的七子，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则反映了乱世中的社会乱象，表达了文人不畏寒苦的挺拔风骨及盼望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杜甫对三曹和建安七子怀着敬佩之情，以他们为榜样，继承其汉魏风骨，称赞“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笔壮”（《别李义》）、“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决心在诗歌上要赶上甚至超过他们：“目短曹刘墙”（《壮游》）、“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

　　魏晋时代的洛阳，虽然得到暂时的恢复与繁荣，但时局仍是动荡不安，名士少有全者，在人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惴惴不安的心理暗影。从阮籍和嵇康的诗里，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朝不保夕的忧生之嗟和对统治者明讽暗刺的反抗态度。而世代相袭的门阀制度，又极大地压抑了寒族才士，阻塞了他们的进取之路。左思的《咏史》诗，表达了他们对这一不合理制度的不满和愤慨之情。这种对社会批判的思想倾向，对杜甫大胆暴露社会问题，鞭挞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政治态度，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在初唐的洛阳诗人中，陈子昂是一个另类。他起初也参加过武则天的应制14，后来曾从武攸宜从军塞外，有了些历练，开阔了眼界。圣历元年（698年）在洛阳见东方虬所作《咏孤桐篇》，大加赞赏，在他的《修竹篇序》对齐梁中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浮靡诗风，加以声讨，从而打出提倡“风雅”和“汉魏风骨”的复古大旗。他虽然看到了近体诗在形式上的音声和谐、对仗精美、词藻华丽和诗句整齐的形式之美，作过一些近体诗；但也看到了这种从齐梁宫廷诗演化过来的近体诗，有着思想内涵贫乏的精神贫血症，而徒有华丽的外表。因此，他更喜欢和提倡写有思想寄托和风格刚健而不受格律束缚的古体诗，其《感遇》诗38首，就是他以复古为革新的具体创作实践。这在洛阳宫廷以华美的形式与和谐的声律来歌功颂德的律诗为主要诗体诗歌潮流中，显然是逆道而行的。可以说是大胆的反潮流之举，让诗歌重新回归于“缘事而发”的写现实的轨道上来，发扬言之有物、风格健举的汉魏风骨的优秀传统。杜甫年轻时对这一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认识尚浅，后来，在他阅历渐广的中年之后，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的诗作中，对陈子昂的诗歌主张，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做了有力的回应。他的《兵车行》、《丽人行》、《赠卫八处士》以及“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以古体诗为载体的现实主义诗歌，就是响应了陈子昂的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继承和光大了《诗经》和汉魏时代的洛阳诗歌的现实传统，并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杜甫在晚年漂泊梓州射洪拜谒陈子昂故居时，对陈子昂表示崇高的敬意：“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杜甫在诗歌形式的革新与诗歌内容的充实和开拓两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洛阳诗歌传统中的精髓，从而开辟了唐代诗歌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康庄大道，并让唐诗在律化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洛阳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杜甫是两京文化培养出来的诗人，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受到东都洛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坚守中原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信念和“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传统。对佛、道二家思想虽也有过濡染，但并不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中原文化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他的中年则是在长安度过的，长安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的生活，使杜甫政治嗅觉敏锐起来，增强了他的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使其思想由致身公卿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逐渐转变为“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患意识，他的诗歌也转向对统治者荒淫生活的批判及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同情。“民为贵”、“以民为本”的先秦原始儒家思想，是他思想中的精华，使杜甫进入唐代思想最先进的优秀诗人行列。京城典雅华贵、精致优美的诗歌传统，提高了杜甫的审美眼光和艺术境界，家学传统形成了杜甫作为诗人的使命感，而出京之后的广阔人生阅历和深入民间对底层百姓的民生维艰的生活体验，是他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土壤，使他的诗歌源远流长，具有现实生活的生命力，并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

　　1.洛阳的历史文化对杜甫思想的哺育

　　中原文化之根，是河洛文化，而河洛文化的集中表现，则在洛阳文化。中国儒、道、释三大文化的根基，都与洛阳有密切联系。儒家文化的基础，是西周文化的初创者周公旦的“礼乐文化”。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的“仁”是以周礼为根据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而周公旦制礼乐的地点，就在成周，即洛阳。这说明儒家文化的源头，是从周公在洛阳所制的礼乐开始的。而道家文化的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也是在洛阳形成的。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同时，由于儒家过重于人事，而忽略自然，所以道家文化对儒家思想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道家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立论，更全面地总结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历史经验，对儒家思想有所制约和补益。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社会相结合，起着一种重要的抚慰心灵的宗教作用。佛教宣传六道轮回，灵魂不灭，求福于来世。相比来说，比道教的今世长生，更不易识破，更具有迷惑性。但它主张“普度众生”及“众生平等”的慈悲思想，相对于儒家的等级制度，对民众更有号召力。佛教传到中国内地的第一站，就是东汉时期的洛阳白马寺。因此，洛阳也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儒、道、释三大文化，支撑了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多年，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其中儒家文化在中原思想文化的体系仍占主导地位。杜甫的家庭教育也以儒家文化为主，遵守的是“奉儒守官”士大夫的世家传统。儒家的“仁爱”、“忠恕”与重视民生的思想观念及正视现实的理性主义传统，使杜甫成为一个既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又关心普通百姓民生疾苦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也使他成了将儒家的仁爱思想，由家庭亲人推及朋友和一般平民百姓，甚至于推及外族人民和天下众生的一个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伟大仁者。但杜甫诗歌中时时刻刻表现出的对底层人民的关切和对上层统治者的揭露，也可看出佛教慈悲观和道家批判意识对其创作思想的潜在影响。对于皇帝，他是一个忠臣，但也绝不是“一饭不忘君”的愚忠。他对皇帝敢于大胆的谏诤，敢于暴露上层统治者的腐朽生活，敢于反对或批判君上的错误行为。总而言之，儒家的务本致用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杜甫从洛阳文化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精神气质。

　　以洛阳史学为中心的中原史学，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的秉笔直书和微言大义的传统对杜甫起着重要的影响。杜甫的先祖杜预，在其《春秋左氏传集解》中，倡导“直言”和“一字褒贬”，其主旨在“惩恶而劝善”（见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序》）。班固对《史记》的评价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汉书》继承了《史记》“实录”的传统，被称之为“命代奇作”15，成为史书的典范之作。唐代是史书编纂的极盛期，在这样的基础上，武则天朝的史学家刘知几撰《史通》一书，盛赞古之良史之不畏强权，奋笔直书的精神：“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卷二四）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将中原史家的“直书”、“实录”精神付诸诗歌创作，以写实的手法来描写现实中的生活真实面貌，如实并典型地记录了眼前所发生的事，写成了他一系列的新题乐府诗和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被后人誉为“诗史”。

　　2.洛阳的壮丽宫室和繁荣文化对杜甫理想的滋养

　　杜甫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洛阳度过的。此时的洛阳正处于盛唐的鼎盛时代，其宫室之壮丽，山川之秀美，足以媲美于长安。洛阳城像长安城一样的大气，有帝都之象。沈佺期有诗云：“九门开洛邑，双阙对河桥。白日青春道，轩裳半下朝。”（《洛阳道》）李白初入洛阳，为其宫殿的巍峨气势所震撼：“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日月，宾客如云烟。帝京信佳丽，国容何赫然！”（《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洛水横贯洛阳城，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无数诗人为洛水的风光所迷倒。贞观十一年（637年）三月，唐太宗巡幸洛阳，骑马打猎至洛水河岸，望着眼前无限风光，情不自禁地吟道：“春蒐驰骏骨，总辔俯长河。霞处流萦锦，风前荡卷罗。水花翻照树，堤兰倒插波。岂必汾阴曲，秋云发棹歌。”（《临洛水》）上官仪上早朝途中，骑马经过洛堤，边行边吟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人们看见他月下吟诗，风吹衣带，飘飘然若神仙16。天津桥是洛阳风光最佳处，洛水上的天津桥是洛阳最著名的桥梁，唐人吟天津桥的诗甚多。如骆宾王的《咏美人在天津桥》：“美女出东邻，容与上天津……寄言曹子建，个是洛川神。”张九龄的《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字韵》：“清洛象天河，东流形胜多。朝来逢宴喜，春尽却妍和。”李白在洛阳时也常在天津桥畔的酒家中喝酒赋诗：“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另如储光羲的《洛桥送别》、孟郊的《洛桥晚望》等诗，或写在此送别友人，或写在桥上赏月，其风光令人断肠。洛阳南25里的龙门，也是佳日的好去处，武则天的不少宴会即在此举行。如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中写道：“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诗中写出武则天到龙门拜佛游幸，龙门一带花香柳浓，一片楼台馆阁的盛景。杜甫的《龙门》诗也写出了龙门佛寺金碧辉煌的壮丽景色，显示了盛世景象。

　　洛阳还是一座花园城市。诗人们对洛阳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花。骆宾王诗中说，“柳叶园中处处新，洛阳桃李应芳春”（《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最为有名：“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外像宋之问的“洛阳城里花如雪”（《寒食还陆浑别业》）、李颀“洛阳一别梨花新，黄鸟飞飞逢故人”（《遇刘五》）、李白“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洛阳陌》）、储光羲“洛水春冰开，洛城春水绿。朝看大道上，落花乱马足”（《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等，洛阳春天的桃李盛开的美景，对杜甫的印象十分深刻，养成了他爱花的习性，在成都草堂初建时，就十分注意对草堂周围的美化，向人求桃树苗栽：“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直到晚年他对花还是爱得十分痴迷：“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他简直是个护花使者，对风折花枝这样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容忍：“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其二）

　　盛唐时代洛阳的经济繁荣与气象的博大，给了杜甫宽阔的心胸；洛阳文化的昌盛和历史底蕴的厚重，给了杜甫深厚的文化修养与思想底气。洛阳城壮丽的城池山川，陶冶了杜甫的理想和气魄；洛阳诗歌讲求声律和辞藻的高雅情趣，提高了杜甫的审美眼光和训练了他的写作手法和技巧，打下了他以后诗歌创作的坚实基础。在人们的眼中，盛唐时代的洛阳正像是大唐百花盛开的春天，一片生机盎然，给杜甫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培养了他对未来的梦想，对盛世理想的追求。因此，杜甫在青年时代，也和其他盛唐诗人一样，树立了建功立业，一展宏图的理想之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怀着稷契之志，要“立登要路津”（同上），视功名如探囊取物，取富贵如俯拾青紫。他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幻想。洛阳与全国各地的安定和平与繁荣景象，使杜甫对开元盛世有了一个感情的认识，产生了对祖国与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

　　3.洛阳诗歌对杜甫的影响

　　唐代洛阳诗歌有两大特点：

　　一个是对近体诗的建设。这主要是讲唐高宗和武则天对近体诗的倡导，此时期的洛阳宫廷诗人集团如上官仪、许敬宗对近体诗的建设，元兢对平仄律的理论总结，“初唐四杰”对近体诗的尝试，“文章四友”对近体诗的实践，“沈、宋”对近体诗的提高，使近体诗成为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体，从而与唐以前的古诗，拉开了距离。使唐诗在语言形式和声律音韵方面做了圆满的结合，将诗歌发展到了一个层次更高的阶段。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宫廷诗人集团中重要的一员。又长期居住洛阳，杜甫从家学和初唐洛阳诗歌传统两个方面，继承了对近体诗创作的传承，并下决心要做一名诗人，将诗歌艺术上的精于求精作为自己毕生目标来追求。杜甫的早年和晚年，在近体诗上是狠下了工夫的，这主要就是受了洛阳宫廷诗和其祖父的影响。

　　唐代洛阳诗歌另一个特点是从先秦汉魏六朝以来的悠久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传统。杜甫将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言志”、“缘情”和反映现实的良好传统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务实致用的写真实的诗风，开辟了唐代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虽然，杜甫在青少年时期以写重在形式的律诗为主，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却已在其思想上生根发芽。只是到了长安以后，有了现实生活的生长土壤，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才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并在亲睹民生疾苦之后，进一步达到高潮。因此，这一时期杜甫主要创作的是与现实相适应的新题乐府的古风体。杜甫在青少年时代着重于诗歌艺术和形式的学习和研练；中年则着重于诗歌内容和思想方面的丰富和提高。杜甫能将洛阳诗歌两种优秀传统的主要精神继承和发扬，是真正地弘扬了洛阳河洛文化中的优秀诗歌传统与锐意创建诗歌新体的创造精神，二者对于成就杜甫的诗歌成就都是不可或缺的。

　　注释

　　①九朝故都，九谓多的意思。其实洛阳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朝故都。②《史记•刘敬传》曰：“（周）成王即位，周公之属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道里均矣。”《书•召诰》有“土中”说北魏孝文帝称洛阳为“中土”，并迁都于此。（《资治通鉴》卷一三八曰：“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中国”之说见1965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③洛阳处于河洛地区的中心。河洛地区自古就是我国的文化源头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这里就出现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许多遗址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上就有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出现。传说中的河图洛书，伏羲作八卦，根据八卦的卦象而作的文化解读而形成的《易》，传说中的黄帝在鼎湖铸鼎、禹铸天下山川图形的九鼎，也都发生在河洛地区。四千多年前的夏代二里头遗址中，就出现有爵、觚、斝等青铜器，玉钺、玉刀等祭器，鼓、铃、埙、磬等乐器，商代早期二里冈遗址所出土的刻字牛骨与有铭文的青铜器都表明中国早期有关政治、宗教、文字等文化都是在洛阳和周围的河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④《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职方典》四三七卷《河南府部汇考•河南古迹考二•府志未载古迹•洛阳县志上》：“杜子美宅，在县，见《京洛朝市图》。”⑤李邕，在武则天时即有盛名。善书法，天宝初年曾任北海太守，后为李林甫所害。史称他“早擅才名，尤长碑颂”，“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旧唐书•李邕传》）。王翰，一名王澣，并州晋阳人，“少豪荡不羁”，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曾为通事舍人、驾部员外。后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他至郡后“日聚英豪，纵禽击鼓，恣为欢赏”。事见《旧唐书•王澣传》。⑥杜审言性傲诞，“尝对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旧唐书•杜审言传》）其书法自负如此，想来当是二王派的瘦劲书法一路。⑦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⑧杜闲在开元年间先后任武功尉、奉天令、兖州司马。据陈冠明先生引洪业《我怎样写杜甫》推测杜闲死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参见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第11页“杜闲”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又见姜海宽等《杜甫年谱》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引《巩县杜氏谱记》，杜闲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秋。豫内资郑新出通［2007］23号。⑨杜甫在祭其二姑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说：“（二姑）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在《假山》一诗序中说：“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说其二姑“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和其继祖母“焚香瓷瓯”，都说明她们是信佛的。⑩杜甫在5岁时曾在郾城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开元中，（玄宗）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11见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12以上所举之东汉乐府诗，皆根据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两汉民间乐府》和《东汉文人乐府》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13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14现陈子昂集中有《洛城观酺应制》、《奉和皇帝丘礼抚事述怀应制》两诗，是应制诗。15刘知几《史通•内编•序传》：“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16《古今诗话》：“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音韵嘹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唐诗纪事》卷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