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法国的开国元勋_法国开国元勋是谁

　　面对浩瀚星河，我们是渺小的存在，但不是每个渺小的人都甘愿平凡，有人也在凭借自己的努力发光发热。

　　有的人忠于国家，誓死为国尽忠；有的人忠于父母，孝心感天动地；还有的人忠于爱情，至死不渝。

　　她是“张氏三姐妹”的老大，她有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梦想，她22岁嫁给邓小平，从此两人三餐四季，为邓小平生儿育女……但天妒红颜，她24岁不幸离世，成了邓小平一辈子的遗憾。

　　张锡媛

　　房山县火车站站长张镜海一生养育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取名张锡媛，二女儿取名张锡瑞，三女儿取名张锡珍。人人都说老张家有三个姐妹花，人称“张氏三姐妹”。其中，大女儿张锡媛因脾气秉性和政治理想与父亲如出一辙，更是被父亲捧在手心里宠爱。

　　1906年，张锡媛出生于河北房山县，可惜生不逢时，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夹杂而来，人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张锡媛也不例外。

　　她见过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武昌起义打响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她见过了袁世凯向日本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她还见过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试图唤醒青年麻木的爱国之心；她更见过“五四运动”时，那些青年们为了反帝反封建进行的示威游行。

　　这一桩桩，都被记在了张锡媛的心中，从此埋下了要救中国于水火的种子，好在张锡媛的父亲也算半个革命人，很快明白了女儿的雄心壮志，于是在1920年，张锡媛和妹妹张锡瑞被送到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学习。

　　接受了新教育和新思想的张锡媛果然深受触动，她内心的种子渐渐地生了根，发了芽，开始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学潮运动，还曾代表学校走到街上去发表演讲，每次演讲完毕，张锡媛都感到满足和自豪。

　　很快她在学校崭露头角，和妹妹张锡瑞还有李沛泽成为了该校的早期团员，学校的老师们都认为张锡媛是个有爱国之心、能为革命发光发热的大好青年，对她寄予厚望。

　　张锡瑗也果然不负众望，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又继续前往北京深造，在这里她先后认识李大钊、邓颖超等人，张锡媛很快被这些人身上对革命的热忱吸引住了，她还和邓颖超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思想和理论。

　　邓颖超最常和她说起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张锡媛耳濡目染，慢慢的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和她所追寻的目标一致，于是在1925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共产主义道路。

　　邓小平是全国上下公认的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而张锡媛与他的相遇实属偶然，但却让邓小平一生难以忘怀。

　　1925年，学校看张锡瑗表现优异，文化素养很高，便愿意送她与妹妹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在这里张锡媛更加努力刻苦，她对各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都做了深刻的研究，基本每天都是寝室和图书馆两点一线，张锡媛说只有学习才能让她感到安逸。

　　可就在1926年的时候，张锡媛来到了她命运的转折点，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了一个名叫邓希贤（邓小平原名）的青年才俊，让她更没想到的是，这个人以后会成为中国重要的领导人，成为她孩子的父亲。

　　邓希贤本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可是听说中山大学里的共产党员更多，就辗转来到了中山大学。当时张锡媛在大学里因知书达理、美丽温柔而小有名气，是大家公认的“校花”，很多男同学都来到她的寝室楼下想要一睹芳容，但张锡媛对大批的追求者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态度。

　　青年邓小平

　　邓希贤为人憨厚老实，性格又有一些内向，他对同学们的这种举动很是不能理解，但他也确实对这个名叫张锡媛的校花略有耳闻。

　　有一次邓希贤来到图书馆学习，恰巧碰到了那副熟悉的东方面孔——张锡媛，此刻张锡媛正在埋头苦读，完全没有注意到邓希贤，还是邓希贤主动走过去与张锡媛打了招呼：“同学，你好！”一听到有人用流利的中文跟她打招呼，张锡媛马上把头抬了起来。

　　那一刻，窗外的阳光撒进了图书馆，照在了邓希贤脸上，张锡媛看到那张东方面孔挂着如同阳光一般温暖的微笑，那双深邃的眸子好像会说话一般，张锡媛愣了两秒钟，淡淡地笑着回答道：“同是中国人，你好！”

　　就这样张锡媛与邓希贤相识，两人更是有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同是中国人更加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之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学习，邓希贤作为前辈，给张锡媛讲解了不少共产主义知识。

　　那时候张锡媛初到莫斯科，俄语不是特别好，总是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出现错误，邓希贤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她解决，两个人也总是在一起散步聊天，感情也越来越好。

　　有一次，邓希贤约张锡媛出来散步，二人聊起了邓希贤在法国留学时的事情，本来她以为邓希贤在法国的求学很顺利，可是邓希贤却摇了摇头。

　　那时邓希贤是勤工俭学，除了基本课程意以外，他还要自学法语，为了凑足学费，邓希贤每天还要抽空到钢厂工作，每周要做满50个小时，很是辛苦。

　　后来他又跑到离城镇100多公里的橡胶厂工作，每天只能赚10法郎，一周下来除去生活开支，他只能剩下150法郎，邓希贤是足球的狂热爱好者，但他不舍得用省吃俭用的钱去买昂贵的球赛入场券，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听完了邓希贤的求学经历，张锡媛更是愕然，原来邓希贤远比自己想的还要能吃苦，但却是一个心性坚定的人，于是张锡媛把邓希贤当成了自己的偶像，事事向他看齐。

　　但可惜的是，大学时两人并没有确定为恋人关系，也许是时机还不合适吧。邓希贤比张锡媛早毕业几个月，他依依不舍的与张锡媛分别，回到了祖国，可是内心却十分期待和张锡媛的下次见面。

　　1927年，张锡媛顺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和妹妹张锡瑞回了家乡保定，从事铁路工作。这样一来既可以帮助父亲张镜海，也可以支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全国的北伐革命。

　　不久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党中央机关向武汉迁入。因张锡媛毕业后表现突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她，也因党中央正值用人之际，张锡媛被派往武汉党中央秘书处工作。

　　没想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邓希贤也于8月7日也来到武汉参与紧急会议，再次与张锡媛相遇。

　　只不过此时的邓希贤已更名为邓小平，张锡媛问他为什么要叫“小平”这个名字，邓小平回答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为了继续从事机密工作需要更名，二是他期待着中国可以早日抗战胜利，迎来太平盛世。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个名字成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张锡媛与邓小平既是老同学又是老朋友，再次相见自然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每每空闲下来两人都能聊个开怀大笑。

　　张锡媛作为校花，毕业后更是出落的亭亭玉立，加之在秘书处工作，成为了很多同事追求的目标，但是张锡媛都不为所动，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对邓小平情根深种了。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随后党中央立即迁往上海。

　　从武汉前往上海需要乘船，邓小平和张锡瑗经常站在甲板上谈天说地，对他们来说，似乎每天见面也见不够，每日说话也说不够，两人的感情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28年初，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处秘书长，而张锡媛则成为了他的下属，这次工作上的变动使两人的接触比之前更多了一些，感情也更深更稳固了。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能不用被父母指腹为婚、相夫教子，能随心所欲的参与革命已是幸事，能与邓小平相识相知相爱，张锡瑗更是想都不敢想，但命运偏偏将爱情这样奢侈品送给了两个人。

　　她和邓小平心意相通，革命年代每活一天都实属不易，二人决定未来的道路上，不管风雨都要携手同行。

　　1928年是两人相识的第二年，那一年邓小平24岁，张锡瑗22岁，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结成伉俪。

　　婚礼当天虽没有奢华的会场，没有华丽的服饰，却来了很多亲朋好友为一对新人祝贺。张锡媛只是简单打扮了一下，就立刻变得比平时更加明艳动人，整场婚礼进行的轻松愉快，仿佛周遭的一切纷扰与战时的动荡都不复存在，大家只想享受这片刻的安宁。

　　两人婚后还和周恩来夫妇做了邻居，经常有说有笑，羡煞旁人。

　　周恩来夫妇

　　战时秘书处的工作本就极为重要，张锡媛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不忘尽心竭力辅佐丈夫，对张锡媛来说，没有什么时候比得上这段时间幸福了。

　　当时，中央秘书处的内部交通工作经常由一些负责干部的夫人来做，在机关工作多年，又温柔又有能力的张锡瑗是党组织的不二选择。她的主要任务是和各处秘密机关递交文件和通知，交流情报。这种工作充斥着一定危险性，被抓到就是身首异处的下场，如当时的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就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的。

　　但张锡瑗就有临危不惧的本事，在执行任务时，她身穿得体的旗袍、梳短发、高跟鞋掩饰自己机关工作者的身份，浑身上下一副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从容来去，应付自如，从未出事，难怪时隔60年后，那些曾与她共过事的革命老人，都能清晰地记忆起她的声容笑貌和矫捷的身影。

　　但好景不长，两人婚后甜蜜期还没过，组织上的调度命令就下来了，邓小平要被调到广西领导党的起义工作，张锡媛听说后，心中万般不舍，但她并没有多说什么，她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丈夫也是，服从党的安排是分内之事，而且只要为了国家好，牺牲个人的幸福又算什么呢?

　　于是1929年夏天，邓小平化名为邓斌动身前往广西，张锡媛在车站与他依依惜别，盼望他能早日回家，因为那时张锡媛已经怀有身孕。

　　然而命运弄人，两人这一分别却是幸福难再续……

　　与邓小平分别半年后，张锡媛因要准备分娩住进了上海宝龙医院，那时邓小平恰好回到上海进行汇报工作，待工作一结束，他便火急火燎赶往医院，迫切地想见到分别已久的妻子。

　　邓小平等候在产房外，坐立难安，他一边搓着手一边踱着步，不知道在产房门口走了几个来回，终于等来了医生的消息，可是医生却告诉他，张锡媛难产性命垂危，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邓小平听后，泪水涌了上来，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此刻的他除了祈祷别无他法。

　　好在孩子顺利生了下来，是个女孩，邓小平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都说女子生孩子无疑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那阎王爷一定是瞧上了张锡媛姣好的外貌和出色的业务能力，想要留她在阴间办差。

　　张锡媛还是没能逃过厄运，难产生下孩子后，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哪怕医院的医生护士悉心照料，也不见有任何好转，没几天，张锡媛开始高烧不退，经常发抖打寒颤，医生们判断张锡媛是因为胎盘娩出后，全身各器官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准，从而导致了感染，引发了“产褥热”。

　　那段时间，哪怕邓小平没日没夜的尽心照顾，张锡媛还是没能撑过去，1929年那个飘雪的冬天，张锡媛离世，没过多久，刚刚出世的女儿也随她而去，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

　　也许是因为雪下得太大了，邓小平接连丧妻丧女，让他觉得格外的冷，他裹紧了大衣坐着，眼泪早已经被呼啸的北风吹干，那一刻他想起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次见到张锡瑗，张锡媛淡淡笑着跟他说：“同是中国人，你好！”

　　可是留给邓小平悲伤的时间不多，他还有任务在身，以至于他必须即刻动身返回广西，连处理张锡媛身后事的时间都没有。

　　1930年的春天，邓小平途经香港，得知隶属中央特科的李强正在建立秘密电台，于是他把张锡媛的身后事托付给了李强，李强接受嘱托后在江湾公墓购穴，安葬了张锡媛，但为了隐蔽身份，墓碑上刻了化名。

　　革命一直持续到1949年，解放前夕，邓小平回到上海，他立刻找到了李强想去妻子的墓地祭拜，可是没想到近20年过去了，墓地早已破败不堪，他们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张锡媛的遗骨找到并带回，安置在邓小平当时的住所——瑞金花园内。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上海筹建烈士陵园，张锡媛的遗骨被安放在烈士陵园首排，上面刻着五个红彤彤的大字：张锡媛烈士。

后记

　　1990年，一个蹒跚的身影出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坐在张锡媛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他指着墓碑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她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老人望向墓碑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可他的话语里却满是心酸无奈。

　　他布满皱纹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墓碑上的字，就好像他触摸到了张锡瑗那美丽的面庞，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有无数的话想说，但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个老人正是86岁的邓小平，这年他返回上海，第一时间带着他的秘书和孩子来到这里看望想念的发妻。时隔多年，张锡媛始终存在于他的生命里，不曾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