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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接见中国艺术团代表,左一为翻译张爱珠女士。

　　资料照片

　　听到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然后陷入了深深的伤感中。尽管在古巴替他当翻译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推开记忆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觉得有必要说出来,讲述那一段应该被记录的历史,也让大家更多知道新中国是怎样向西语世界敞开大门的。

　　我叫张爱珠,193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是北京外国语学校西班牙语系第一届的学生,做了一辈子西语翻译工作。接待过无数访华的西语国家代表团,也多次跟随中国代表团出访,而与卡斯特罗的那次会面,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卡斯特罗激动地忘了抽烟

　　1952年,我在祖国抗美援朝的热潮中从江苏来到北京,军装还没有穿上,就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就是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出于外交需要,195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和关心下,北外组建了第一届西班牙语系,并从英语系和法语系调出24个学生,组成新中国第一届西班牙语学习班,我就是其中之一。

　　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国务院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西班牙语翻译工作。对外文化联络局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60年4月,当时由中国京剧院和中央歌舞团骨干所组成的中国艺术团访问拉美国家,团里有著名艺术家郭淑珍、杜近芳等,我是随团翻译之一,而那一年访问的拉美国家中就有古巴。我们也是来到古巴访问的第一个中国艺术团。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中部的一座岛屿之上,椰林青翠、海滩金黄、碧涛无垠,像一艘大船横卧在大海中央,是举世公认的“加勒比海明珠”。到古巴以后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到了哈瓦那的第一晚,当时的古巴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就来到我们住的酒店,代替他哥哥,时任古巴总理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向中国艺术团问好。在接下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去了古巴很多城市演出,场场爆满。而劳尔受卡斯特罗的指示,全程陪同艺术团前往各地演出。

　　接到卡斯特罗要接见中国艺术团主要代表的通知很突然,当时在场的有中国艺术团团长陈忠经等5人,我是唯一一个翻译。我们替卡斯特罗泡了茶、准备了烟灰缸。他是一个人走进我们在哈瓦那所住酒店的会客厅的,随从们都在门外等待。我以前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大胡子非常显眼,报纸上都说他是革命英雄,我对他充满了敬仰,所以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是既紧张又兴奋的。

　　他就这么走了进来,穿着绿色军装、搭配着皮靴,身材高大、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帅气,留着跟照片上一样的大胡子。他跟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握手,向大家表示了欢迎。他说,非常欢迎,很难得见到你们。

　　在接下去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他向大家讲述了美国对古巴的迫害,讲述了古巴的伟大革命,还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主席的崇敬。他说话声音响亮、语调铿锵有力、略微有一点沙哑,时时透露着军人的威严,但是又不像报纸中写的那么遥不可及,他对我们亲切友好。在不多的交谈时间里,他很激动地与我们交流,甚至都没时间用上我们为他准备的烟灰缸,抽上一支他最爱的雪茄。

　　中国艺术团向他赠送了蜀绣,他看到以后非常高兴,连连说着:美、真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个宝贝。6月7日,卡斯特罗亲自观看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并且对中国艺术团成员表示了热情欢迎和赞扬。演出结束后,他还走上舞台,和艺术家们一起合影。后来,古巴政府还向我们每个人赠送了钥匙链、草帽、古巴风景相册等纪念品。

　　在我们艺术团结束访问后不久,就是在1960年9月2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百万人大会上宣布,古巴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年9月28日,中古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确认建交。古巴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拉美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语国家。

难忘在古巴的日日夜夜

　　建国初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之外,争取到非建交国进行演出——宣传新中国,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中国艺术团的特殊使命。中国艺术团访问拉美国家是贯彻周恩来总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指示的一次成功举措。

　　革命成功后的古巴并不平静,美国封锁,特务捣乱,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但这丝毫不影响古巴人民的乐观和热情。除了在剧场演出,我们还在空旷地面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演出,舞台下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群众,真是观众如潮、盛况空前。他们热情鼓掌、尖叫,向舞台上扔玫瑰花,跑来后台送花篮、向演员索要签名,往往谢幕多次以后还要重演。

　　当时我们演出的节目有飘飘欲仙的《荷花舞》、绚丽多姿的《孔雀舞》、火热的《红绸舞》；技艺超群的京剧《三岔口》《秋江》《红桥赠珠》……每个节目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因为随团的女翻译只有我一个人,我还义不容辞承担起了报幕员的任务,每场演出前我也要浓妆艳抹一番。除了报幕员,我还是读报员,受限于语言,团里就我们几个翻译能看懂当地的报纸,团长每天都会问我们今天的新闻。

　　刚到古巴,最不习惯的就是饮食。当地人的主食常常就是几根香蕉,用油炸一炸,菜里也喜欢放大量香料。大家吃不惯,就由我出面去沟通。古巴人民很热情,他们联系了当地华侨,让华侨送来了面条、包子、大蒜。所以酒店为我们准备的宵夜里,常常是左边放了三明治、右边放了包子。演员们也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可以跟当地的厨师、工作人员沟通。当然对当地的蚊子我们也是印象深刻。当时古巴蚊子非常多,我记得有的时候在山区演出,用帘子一挡就是化妆间,结果脸上化好妆了,脚上也“化妆”完了,就是一脚的蚊子包。

　　古巴之行非常愉快,大家吃住在一起,我还翻译了一首古巴歌曲,中文名叫《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我们大家一齐来,保卫古巴的革命。我们大家一齐来,卡斯特罗和人民,团结一起进行斗争……”翻译完了我还教大家唱,后来演出的保留曲目就是唱这首歌。当乐曲声响起,全场观众每次都很轰动,大家会一起跟着曲子,用西班牙语和中文一起演唱,场面很感人。

干了一辈子自己喜欢的事

　　我出生在一个铁道员工家庭,兄弟姐妹7个,我排行老三,家里虽然说不上太富裕,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到北外上大学,以及后来从英文系到西班牙语系,有很多的巧合,但这些巧合让我遇到了这辈子最喜欢的事,这是我最大的幸运。工作期间,我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担任西语翻译,他还夸过我翻译传神,让语言不通的人都能有说有笑。

　　与古巴建交以后,中国与西语国家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常常有西语国家代表团访华,包括古巴芭蕾舞团、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民间歌舞团等。在很长一段时间,访华的西语艺术代表团翻译都是我。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之前,也会和我先说好,让我待会就站在团长旁边,这样他一进来,就可以和团长握手、问好。

　　而在随团出访时,我也曾经遇到过境外反动势力策反。有人打听到我住的酒店,直接给我塞金项链和金戒指,被我严词拒绝。他们不死心,还让服务员把这些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我毫不犹豫就上交给了团长,不让这些反动势力有可乘之机。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我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明港镇的农村,在那里种地种了整整5年。文革过去以后,我又被贸促会和农业部“借走”当西语翻译,重新回到了我心爱的工作岗位。每一次出访或者接代表团之前,我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拉美国家农业代表团来访之前,我就要学习很多关于怎么种小麦、怎么养牛羊的知识,随时随地为他们提供最专业的翻译。

　　我只有一个独生女,我们那代人几乎都有好几个孩子。可我真的太忙了,连唯一的女儿都是保姆带大的,女儿小时候对妈妈最深的印象就是“总理身边的女翻译”。的确,一直以来,我心目中就是事业第一。那时候,中国西班牙语翻译太少了,很多工作必须要由我们扛起来,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每次都是工作任务来了我就马上出发,从来不嫌苦嫌累。如果问我为什么这么坚持?我想支持我这么做的信念就是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很深很真的信仰,刻进骨子里的。

　　我现在80多岁了,几年前中风,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身体也不好,但还是喜欢看电视新闻和《参考消息》,以及讲述中国革命的纪录片,这个习惯会伴随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就等于没有灵魂,而这些,早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商意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