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意大利最新资讯_意大利留学最新消息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佛还说：“一次相遇是注定，两次相遇，便是一生。”

　　那中国军官谭展超与意大利女伯爵的相遇又离别，又是什么呢？

　　1991年一个周末，机缘巧合，在联合国秘书处值班的杨诚，随手翻阅了同事张北海桌子上的英文新书《鸦片茶》。

　　看着看着，突然，他被女作者的结婚照惊住了。

　　照片中的男人，是他老丈人，他老婆谭爱梅的父亲。而女人却不是他老岳母，是作者。

　　杨诚犹豫了很久，给谭爱梅打了电话：“你是否知道，你的父亲有个叫贝安加得太太？”

　　“贝安加？”

　　谭爱梅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让她的思绪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她和父母住在台湾屏东的一座日式房子里，父亲的书房里，有张书桌，书桌平常，但书桌当中的那个抽屉，不知何故，一直上着锁。

　　因为好奇，谭爱梅曾蹲在书桌底下，从抽屉后面伸手进去摸索，她摸出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张广东当地的中文剪报，内中有一个意大利女子当间谍被捕的消息。

　　谭爱梅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有过一个意大利妻子，所以，看见照片，谭爱梅的心里并没有产生多少波澜。

　　现在，时间过了这么久，爱人突然提到这个女人，不由地，谭爱梅对她产生了好奇，想知道，这个意大利女人缘何会嫁给父亲，又为何会成为间谍，更想知道，她被捕后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所有的答案，都要从一场舞会开始。

　　1933年，时年15岁的贝安加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某天，在母亲招待表哥军校同学的舞会上，贝安加看见了风度翩翩的谭展超。

　　谭展超，1910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新会，因为家境优越，得以留学意大利，参加舞会时，23岁的他正在意大利陆军大学学习。

　　情窦初开的贝安加看着长相、风度，都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谭展超不禁芳心暗许，而谭展超对青春靓丽的贝安加也一见倾心。或许舞会上两个人有过交流，或许是谭展超按捺不住对贝安加的思念，一个星期后，谭展超手持玫瑰敲开了贝安加家的大门。

　　他请贝安加的父母把贝安加嫁给他。

　　但，贝安加的父母愣了一下后，不做思考，就对他的请求表示了拒绝。

　　不是他们不相信一见钟情，而是在他们眼中，谭展超与他们家的身份不对等。

　　这也难怪，彼时，中国正饥寒交迫，在世界格局中属第三世界，而意大利，不论军事，还是经济都胜于中国。

　　即使谭展超的家庭在中国算得上富庶，也远不及贝安加的家庭。

　　贝安加父亲是墨索里尼政府海军部的高级军官，母亲出身美第奇世袭家族，有女爵封号。

　　美第奇家族，意大利的著名家族，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幕后推手，距今600多年的历史中，出过三位教皇，两任法国王后。

　　不出意外，贝安加不成为王后，也会嫁给与她一样身份显赫的豪门世家，而不是她父母眼中的这个中国穷小子。

　　可是，身份、地位在爱情面前，什么都不是。

　　贝安加虽然只有15岁，却对自己的爱情表现出了很多人都没有的执拗与顽强。

　　她不惜与父母断绝关系，放弃家族荣耀，也要嫁给谭展超。

　　天下的父母也许都一样，因为爱子女，明知孩子选择的路有偏颇，但只要孩子哭闹，心就会软，即使不情愿，也会接受他们的选择。

　　贝安加的父母同意了贝安加和谭展超交往，并在1936年10月7日，贝安加年满18岁后，在罗马的圣彼得堡大教堂为他们举行婚礼。

　　婚礼很冷清，但相爱的两个人，内心充满了火热的激情，婚礼后，他们开车出去度蜜月，浪漫的海边，茂密的森林里，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缠绵的身影。

　　谭展超的爱，如罂粟，让深坠爱情的贝安加欲罢不能，如茶，温柔隽永。

　　但舒适的异国生活，消融不了一个爱国者的家国情怀，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谭展超身在异国，心却一直牵挂着祖国。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作为中国人，谭展超义愤填膺，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日斗争。

　　他把想法告诉了贝安加，深爱丈夫的贝安加对谭展超的选择无条件支持。

　　1938年，谭展超陆军大学毕业后，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远渡重洋回到了中国。

　　对他们远行，贝安加的父母惴惴不安，不但因为中国正战乱，他们此一去，不知是凶是吉。

　　还因为，正如他们对贝安加说的：“中国，是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国家”，他们担心女儿跟谭展超去中国，万一谭展超变心了，女儿在异国他乡怎么办？

　　可是，身处爱情中的女人，对爱情都有些盲目自信，她们认为自己是爱人亘古不变的唯一，可是现实呢？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到了中国，谭展超加入了国民党，奉派到贵州都匀，入了孙立人统帅的部队，贝安加作为军眷，住在营区附近的农舍里。

　　农舍条件简陋、粗鄙，与贝安加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完全迥异，但就像很多深处爱情中的人所说的：“有情饮水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大的苦我都能受。”

　　贝安加在农舍不但住了下来，坚持了下来，还给谭展超又生了一个孩子。

　　因为爱情，贝安加愿承受身体的苦，但接受不了爱情的背叛。

　　有一次，蒋介石来都匀检阅部队，召见谭展超等年轻军官时，陪同的贝安加发现丈夫的眼睛时不时地就会看向医院营房门边的一个护士，眼神炽烈而深情，就像当初看向自己的模样。

　　这让贝安加心里的火腾腾地冒了出来，尤其想到临行前母亲对自己说的：“中国男人很麻烦的，有了妻还要有妾，有了妾还要有小，你最后一定会被遗弃。”更怒不可遏。

　　贝安加不禁想，为他，自己放弃了意大利舒适的生活，来中国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可他，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

　　与其以后被他遗弃，或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爱情，不如现在自己离开。

　　爱情，会让人变得决绝，既能决绝地爱，也能决绝地放弃，这不是任性，是对自己的尊重。

　　贝安加选择了离开，她要去上海，那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贝安加决定带着孩子和女佣，先坐卡车到桂林，从桂林再转民航飞香港，然后由香港再到上海。

　　临行前，她把要走的路线，和带着孩子要离开的决心告诉了谭展超，她要谭展超明白，她离开不是因为自己害怕面对什么，是自己的爱遭到了亵渎。

　　或许谭展超当时对她赔礼道歉了，也或许谭展超希望她留下来，可是不过二十出头的贝安加正年轻气盛，再加上心里憋着火，她听不进谭展超说任何话，也不会考虑自己和孩子未来的路会很难走，她只想离开，快速离开。

　　也许，磨到最后，谭展超没招了，只能苦涩地说句：“是的，贝安加，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也不怕的”，在三个孩子的脖颈上各挂上一条象征福运的小红象项链，吻了他们后，谭展超送贝安加和孩子上了东行的卡车。

　　卡车往前走，道路崎岖，颠簸的卡车车厢里，贝安加脸色苍白，她一只手护着自己隆起的腹部，一只手拍打着已经睡着的孩子，心里从最初的愤怒，陷于了迷茫，和对未来不愿说出的恐惧。

　　但谭展超没有来追他们，自尊也不允许她折返回去，即使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快要出生的胎儿，即使她不知道在完全陌生的上海，会经历怎样的生活。

　　到了沦陷区上海后，没多久，贝安加就在上海的耶稣会医院临盆，生下女儿艾洛玛。

　　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五岁，加上贵州女佣、上海阿妈，开销大不说，还得缴付医院的生产费用，很快，贝安加所得分手费就用完了，由广州汇到上海中央银行的钱也不够她们的开支。

　　但就是这样，贝安加也没有再找谭展超要钱，也没有向父母求援，她有她的骄傲，她不想让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知道，她的选择错了。

　　可是，现实不会因为骄傲停滞，天上也没有馅饼掉下来让贝安加他们衣食无忧。

　　贝安加他们从租界内的旅馆搬出来，迁入公寓，小孩由女佣照顾，贝安加到一家法国夫妇开的服装店上班并兼职模特儿。

　　然后，贝安加开始和一个在谭家认识的银行家谈起了恋爱，以获得他金钱上的帮助。

　　但没有爱情，只是因为金钱的恋爱，让贝安加的内心痛苦不堪。

　　她想挣钱，用自己的能力挣钱。

　　可是，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女人，在风雨飘摇的乱世如何挣钱？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也许是贝安加特殊的身份，让她早已是某些人眼里的间谍人选。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太平洋展开对日战争，局势开始对日不利。

　　上海，这个由日军占领的国际城市，气氛也变得异常诡谲，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外交使团尔虞我诈，互相套取对方的情报。

　　在这样的情境下，经济困窘的贝安加结识了一位举止颇有欧洲风味的中国女人，由这个女人介绍，贝安加成为周旋在外交官社交场合的一名交际花，舞会饮宴中，暗中买卖情报。

　　某天，南京汪伪政权“外交部”的特别顾问，日本大使馆的情报官黑田中校通过那个中国女人，跟贝安加见了面，以金钱为诱惑要贝安加向他们提供情报。

　　贝安加同意后，黑田拿出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照片，要贝安加说出陈纳德在都匀停留的时间，飞机跑道建在哪里。

　　贝安加如实说出后，黑田给了她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并邀请她参加第二天德国大使馆为希特勒祝寿举行的宴会。

　　但机缘巧合，就在当晚，贝安加在旅馆门口看见了一个日本军官用军刀刺杀中国妓女的一幕，日本人的残忍，让贝安加害怕了，她连夜赶回了上海，不敢再和日本人有任何牵扯，对自己从事的买卖也心有余悸。

　　可是，不做这些，又怎么能赚钱呢？不赚钱，她和孩子怎么活？

　　就在贝安加犹豫时，她的儿子乔纳森在法租界的公园里被一条流浪狗咬到，染上狂犬病而死，这让贝安加痛苦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金钱的重要。

　　她决定豁出去了。

　　贝安加逐渐成为一个社交名媛，游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不仅如此，她还开始涉足黄金走私，利用广州和上海的黄金差价牟取暴利。

　　但无论她和多少男人嬉笑，她的心里还是始终忘不了谭展超，她给谭展超写信，想知道谭展超一切可好，可她没有收到一封回信。

　　她到处打听谭展超的情况，得知谭展超所在的部队已离开都匀，谭展超在缅甸的一次战役后失踪，生死不明。

　　对谭展超不忠的愤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化作了浓浓的担心，可她除了担心，什么也做不了。

　　她兀自担心着，却不知道她深爱的丈夫其实早已和情人结婚生子，另组了家庭。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贝安加知道谭展超在她离开后，没有如她所想的悔恨，而是和情人比翼双飞，贝安加内心会怎样，是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还是埋怨、愤怒，以致自甘堕落？

　　不知道，无法想象。

　　只知道随着日本战败，作为帮助过日本的间谍，贝安加不仅事业灰飞烟灭，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其实，贝安加完全可以趁乱带着孩子逃离中国，可是她放不下生死不明的谭展超，她在能逃走的情况下，选择留了下来，等待着谭展超的消息。

　　可是，她等到的是什么？

　　谭展超随着部队到了广州，而她被关进广州市郊的沙面战犯拘留所，罪名：间谍和走私，初由盟军机关审讯，后转到中国法庭审理。

　　这时候，贝安加才了解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她再也顾不得自尊，赶紧托律师发电报到意大利向父母求救，父母得知她的情况，对她到中国后就杳无音信虽颇为生气，但还是竭力营救。

　　而她的情敌，也就是那个护士，在她被关押期间和谭展超也先后到监狱探望她。

　　不知道那个护士见到贝安加沦为战犯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谭展超在见到贝安加时有没有过愧疚，贝安加见到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后悔？

　　后悔当初爱上谭展超，后悔和他一起来中国。

　　如果不是当初的遇见、爱上，贝安加何以会沦为阶下囚，生命在生死间摇摆。

　　可是，后悔有什么用，眼下的现实是怎样活下来。

　　看着谭展超，贝安加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如果自己怀有身孕，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于是，她请求谭展超再帮助她一次，谭展超答应了。

　　贝安加怀孕了，她生下了和谭展超最小的儿子，取名强尼。

　　不知道是谭展超营救，还是贝安加父母恳求的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给国民党施加了压力。

　　中国法庭最后虽然判决了贝安加死刑，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法庭宣布了蒋介石的特赦令，免除了贝安加的死刑，但她必须在六十天内离境。

　　此时，贝安加名义上仍是谭展超的妻子，作为中国军官的妻子，却被要求限期离境，这让贝安加心里着实有些不舒服。

　　而且，虽然谭展超和情人组织了家庭，但贝安加对谭展超仍旧是念念不忘的，她写了一封信到新一军指挥部，可她接到回电说，谭展超已经在一场战役中阵亡。

　　是真的阵亡，还是为了贝安加断了对自己的念想，谭展超想到的托词？贝安加不知道。

　　总之，万念俱灰的贝安加回到上海后，带着四个孩子，在一个同情她的犹太成衣商的资助下，乘船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意大利后，贝安加将小孩送到瑞士的一家寄宿学校后，便前往战后的巴黎找工作。

　　因为她有在上海法国人开的服装店的工作经验，她很快就成为好友克里斯汀·迪奥的特别助理和模特，两人一起合作创立了奢侈品牌“Dior”。

　　离开中国后，这位奢侈品女王贝安加先后与五个男子结婚，但她无论和谁结婚，都始终保持着贝安加谭的名字，孩子们也都冠着谭姓。

　　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爱情，也或许是为了记忆，贝安加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也就是谭爱梅的爱人无意间看到的那本名叫《鸦片茶》的书。

　　读完《鸦片茶》后，谭爱梅写了一封给贝安加的信，寄给发行《鸦片茶》英文版的出版社，请他们转交给贝安加。

　　信里不仅略述了谭展超和他们一家人到台湾后的情况，谭爱梅还表达了希望见到贝安加，以及和同父异母的姐弟相聚的愿望，信尾附上了她在纽约的地址电话。

　　信寄出后，1993年年初的一天，谭爱梅接到了贝安加的电话，谭爱梅立即和爱人一起到了曼斯顿的罗斯福酒店。经过交谈，谭爱梅得知，接到谭爱梅的信时，贝安加正在科威特，作为意大利一家新闻周刊的特派战地记者在那里采访海湾战争的新闻。

　　谭爱梅粗略地算了一下，做战地记者时，贝安加已近八十岁。

　　近八十岁还到科威特做战地记者，其勇气和魄力让谭爱梅和爱人不由不佩服。

　　而她这次之所以到纽约，是应邀参加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就职典礼的。

　　1998年，患肝硬化四十年的贝安加在美国加州去世，走时面容平静安详。

　　回看贝安加跌宕起伏的一生，她爱过、执着过，也被最爱的人背叛过，但她在经受背叛时，既没有埋怨丈夫的不忠，更没有歇斯底里地请求丈夫回归家庭，而是明知前方危险重重也果决地选择了离开。

　　是呀，与其因为背叛痛哭流涕，不如离开，做自己。

　　就像她说的：“活在过去的悔恨中太浪费时间，眼前有多少新鲜事物等着我们去拥抱？有多少新鲜地方等着我们去闯荡？”

　　“这不是妥协，也不是向现实低头，更不是屈服于宿命。”

　　而这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和挽救。

. END .

【文| 杜萧染】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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