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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徽州信客被劫案始末

　　 蔡予新

　　

　　一、兰溪是徽商的迁徙地

　　浙江兰溪位于钱塘江上游，衢江、婺江、兰江三江汇合之处。清康熙《兰溪县志》“形胜”中说：“衢婺两溪之水，皆数百里奔流会合，汇为巨浸，为瀫之纹，有兰之馨而秀气钟焉。” 清代歙县人张潮（1659--1717）撰著的《虞初新志》中说：“自杭州至兰溪，四百余里，冈峦绵亘，雄于富阳，清于桐庐，奇于富春，秀于兰溪。人在舟中，高视远眺，不能坐卧。偶值偃仰，两岸之山，次第从船窗中过，如画图徐展。舟行之乐，无逾于此。”

　　历史上，兰溪是钱塘江上水运重要的中转站，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换乘地，明万历《兰溪县志》：“凡使轺行旅，自北而南者，于此易小舟以泝衢婺，而往江、闽。自南而北者，于此易大舟达钱塘，而底两京，故自昔号为要冲之地，繁剧之邦也。”

　　兰溪自古商贸繁荣，又与徽州各县有水路相通，徽州人多地少，山多田少，很多人多往外地迁徙谋生，兰溪成为许多徽州人外迁的首选之地。据2005年版的《歙县志》记载，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歙县人江天稳、王宏吾已在兰溪城里经商。清初歙县人程永法等在金华、兰溪从事盐业。清中期徽州歙县人迁入兰溪经商更普遍了，兰溪城里的程圣文墨庄、三阳布号、允和银楼和裕通源钱庄等等，都是歙县人开设的。

　　 二、地方志中有关“信客”的记载

　　当时，在外地谋生的徽商需要与在徽州老家的家人和各地商客传信递物时，大致通过民信局、信客来进行承接传送。

　　1990年版《休宁县志》记载：清末民初，民信组织兴起，当时有徽州信栈，开设旅馆于省城及大通、芜湖各通商口岸，专为徽商与家人、各地商客传信递物。船户兼营，为徽商及各地客商传信递物。

　　2010年版《歙县志》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深渡有姚宝信过塘行，徽城有汪廷卿开办的永和义民信局，上海、杭州、芜湖等地有徽商开设的信栈，开展信函投递业务。清末民初，歙县还有郑坑店老公利苏记信局、全泰盛记信局、徽州马正源彬记信局，歙县石潭吴社春（水路）发信局。民国24年（1935），取缔民信局，民信由邮局办理。

　　2012年版《黄山市屯溪区志》记载：清同治（1862-1874）以后，屯溪作为徽州民信递送周转中心，与个人专营的“信客”一道延续至民国23年（1934）12月31日交通部通令取消民信局止。清末民国，屯溪有全泰盛（公记）、马正源（仁记）、永和（义记）等信局和全泰盛（慎记）、全昌仁等轮船局。民信局传送信件、包裹、票据及现金，按路途远近与物品轻重收费。资费称酒例（酒力）或酒资的为普通信件，称号金或号钱的相当于挂号信，称号资的则为保险信件费等，收费方式有寄件人全部预付或寄、收件人各付一半，亦可全由收件人承付，顾客以诚为信，手续简便收费低廉。清代、民国时期，徽商在江浙鄂赣等省城镇均设会馆、同乡会，多由会馆、同乡会举荐诚信可靠者担当“信客”，通过民办的“过塘行”（运输行）乘船或轿往来徽州与各大商埠、中小城市的同乡会、会馆、商会，传递信件包裹，由雇主给予信客一定报酬。

　　2013年版《兰溪市志》也记载：民信局是民间经营的邮传机构。明中叶，商品经济兴起，民间书信往来和商品流通信息增多，亟须快速传递，民信局应运而生。据民国20年(1931)调查，兰溪有民信局4家：协兴、恒利、全泰盛、协泰。其开办时间都在70年以上，亦即清道光、咸丰年间，甚至更早。其中以协兴为最大，时寄发邮件每天投递2次，约220件，月收入380元，雇用挑夫19人， 信件可直达杭州、嘉兴、湖州、金华、温州、徽州等地。民信局具有分散性、局部性和依赖性等弱点。民国17年(1928 )曾遭取缔，未果。民国22年( 1933 )交通部严令民信局于民国23年( 1934) 12月底全部歇业。民信业的另一种形式叫 “信客”，多为单干或合伙顺便带邮。兰溪民船多，“信客”也多，“信客”带邮缺乏安全性。

　　 三、信客在江上被劫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阳历是1908年1月9日。这天晚上，风高夜深，一艘载有徽州信客的航船在浙江严州府建德县马目埠江面上，匆匆行驶。马目埠位于钱塘江支流的新安江边，据2015年版《建德市地名志》记载：马目埠，村庄地处新安江南岸，马目溪入江口，为旧时建德县西南乡主要埠头。宋三禄、王春喜是专门收带金、衢、严三属徽商信件财物的信客，这一趟，他俩收取了一千余封徽商寄回家乡的信函和托带的钱财物品，这些都是从金、衢一带徽商手里收取，然后在兰溪集中打包整理，小心翼翼携带上船，在送行的人们千叮咛万嘱咐中启航，往目的地徽州驶去。这艘船行驶离兰江转向新安江的三江口的时候，就被严州府城外的严东关厘卡拦住检查，补交“杂货捐”。经过厘卡人员几番刁难和勒索后，航船终于被放行，并驶进新安江航道。为了赶上行程，弥补被耽搁的时间，船只一刻不停。这时候危险降临，一伙明火执仗的匪徒公然在江面拦住这艘夜航船，登船径直找到了躲在船仓一角瑟瑟发抖又惊恐万状的宋三禄、王春喜，抢走他们手中紧攥着的大包裹袋，从容离船扬长而去。马目埠驻有防兵，这伙盗匪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作案，防兵竟然不出队抓捕，盗匪逸去，他们也不追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两位信客不仅丢了一千余封信函，而且随信附带的五六千元（银元）钱财也遭洗劫，这件江上惊天大劫案就这样发生了。

　　 四、厘捐之弊

　　这起信客被劫案把严东关厘卡推向汹汹舆情的旋涡中心，厘卡是征收厘金的机构。厘金肇源于太平天国军兴，咸丰年间，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支付军饷，在江苏扬州首先开办厘金事务，对来往商客的货物征收税捐。据民国《浙江通志稿-厘金门》记载，严东关厘卡是严州府属局卡，主事人是知府职衔的级别。光绪十年（1884）征收厘金钱四万九千余串，茶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两。光绪二十三年（1897）征收厘金定额是钱三万七千八百四十六千三百十文，茶银五千八百二十九两二钱四分三厘三毫，下设南门分卡。此外，还有一个威坪卡，在淳安县境，距县城六十里，主事人是知县职衔的级别。光绪十年（1884）征收厘金钱一万零八百余串，茶银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余两。光绪二十三年（1897）征收定额是厘金钱二万四千六百六十三千三百五十四文，茶银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七两零二分六厘。严东关厘卡、威坪卡都设置在新安江的航道上，卡住了徽商进出浙江各地的交通命脉。

　　在当时坐商行贾眼里，厘金是一种恶税。“今日商民之怨厘金而丛怨于局卡诸员者，非伊朝夕矣。”兰溪是征收行商坐贾捐税的重要关卡地。区区兰溪县城一隅，一局四卡，商民苦不堪言，“自同治二年设卡征厘，六十年来，前清司巡手段，无物不搜刮尽净。兰邑四乡所出之产，皆汇集城诸行栈待售，上进费陇卡要捐，下出黄盆卡要捐，重重捐勒陷阱，兰市不能进出，兰溪独受偏枯，已形极点。”厘卡人员敲诈勒索、贪腐舞弊，更为人们所垢病和詈骂。“凡舟辑往来，承载客货，抵卡时必先敬以私费，而后报捐验票及查舱一切，事事容易。若私费不足，未免尚有刁难。无私费，则不堪其扰。至于由行家寄货报捐一切皆委诸船户，船户所用私费又未免不满司事巡丁之欲壑，百般刁难，浮收勒罚，无不怨声载道。”如果客商没有及时满足厘卡人员的私心贪欲，就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往往险境环生，告投无门。“夕阳西下，素不办公，碍此数百文之捐，不得放行。虽狂风巨浪，覆舟遭险，亦听天命而已。”

　　在各地经商谋生的徽州人时常往家乡捎回一些食品和零星日用物品，沿途厘卡也要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勒索，定出一个专门针对徽商的名目：零货捐。“徽人素以商名，谚云：无徽不成镇，言其人之众多也。徽属僻处万山，绝少土产，商人回里食用品物不免宽伶，沿途各卡遂有零货捐名目。”这个名目一推出，便遭到广大徽商的强烈反对。光绪二十二年（1896），经过不懈的争取和努力，浙江通省牙厘总局终于批复了在杭州的徽州同乡报告，同意将“零货名目永远革除”，并将批文刻在石碑上。时隔不久，厘局又换了一个新花样，将零货捐改名杂货捐，变本加厉，连随身行李和包袱也收税捐，仍旧勒索留难回乡路上的徽州人。直到1922年，浙东捐局在自杭州江干以上、兰溪以下的水路上征收徽杂捐，勒索盖印费，尤以严东关、威坪两局卡为甚。旅苏皖徽州同乡会发起抗议，并开会抵制。

　　五、破案及审讯经过

　　 劫案发生后的次日，即1908年1月10日，一大早，心急如焚的宋三禄、王春喜急忙奔赴建德县署报案，县衙门役不让他俩进门。两人赶紧寻求严州徽商的帮助，在众多徽商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建德知县于腊月初九日（1月12日）才派人去案发现场勘查。

　　 不幸消息传回兰溪，徽商们义愤填膺，一面痛狠这伙盗匪可恶行径，另一面责备地方官府敷衍了事。1月中旬，兰溪徽商舒世琛等人打电报给浙江巡抚，要求马上下令给严州府建德县缉拿劫匪。“徽信客在建德县马目埠被劫信洋五千元另，万口嗷嗷，生命所系，叩公电饬严守转县严缉。”浙江巡抚电令金、严两府县立即着手破案。

　　 腊月十八日（1月21日），严州徽商检举客董翁恩仁之子翁子祥等兄弟三四个有作案嫌疑。建德增知县身体有恙，委派刘典史会同谭德贵、晏宏章两名弁员，当夜带兵前往翁恩仁家搜查。官兵入室遍搜，毫无赃证，也没有作案工具。经讯问，翁恩仁只有翁子祥一个儿子，生病在家。官兵将翁子祥、翁子英及邻居陈清财、吴超群四人带回县衙暂押。第二天，庄董姚开贵等人出具保状，请求知县释放以翁子祥等四人，增知县允许翁子祥四人暂准保回。

　　 腊月廿四日（1月27日），兰溪县巡警在县城南门外一个茶店里，缉获嫌疑犯四名，经刚上任的吴知县审讯，这四名盗匪对此案供认不讳，并供出匪首已逃往别处。吴知县马上派出干练的差役追捕，同时将案情电告省城，请示下一步行动指令。

　　 除夕日（1908年2月1日），营官沈督带属下的排长张国英在东阳县缉获同案盗匪徐法水、傅林狗二人，连夜押往兰溪审讯。正月初二日（2月3日），沈督带用电报向浙江巡抚报告，二名案犯已移送严州府。

　　 该案六名盗匪先后押往严州府，他们供出了真正的匪首是翁子祥，何照奎是窝赃犯。翁子祥却已被建德增知县释放，各地徽商闻此感到非常愤怒。兰溪徽商舒世璪、程世华以金衢严三属徽商全体的名义，分别致电浙江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内有首盗翁子祥、窝盗何照奎，先经商等指名拿获。建德增令因病由刘典史间释赃証，确实未便，乞速遴委督拿获会讯，以免徇纵。”浙江巡抚接电禀后，随即电令金、严两府：“兹据电，翁何二犯由建德刘典史开释，如何实情，迅速查明禀复。”严州府知府回复巡抚：“增令以既无赃证，又有庄董结保，暂准保回，并非刘典史开释。”他还汇报了案情进展，据徐法水交代，他是听从王道某教唆才去抢劫的。不过，增知县查后得知王道某已病故，死无对证。傅林狗在兰溪审讯中，不承认参与作案。翁子祥是否真正匪首，还需要增知县、庄董进一步查证，有结果会马上呈报。

　　 这起信客被劫案被破获了，赃物有无追回，人犯如何处置不得而知。较为合理的推断是，信客在兰溪上船的时候，已被盗匪盯上，并一路跟踪到严州，然后伙同在严州守候的匪徒，趁天黑在马目埠作案。

　　六、险途依然

　　有一册清乾隆刻本，书名《便用杂字世事通考全书》，书内有“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徽州府由常山县至建宁府路程”，其中有一段是徽州府到兰溪县的水程，摘录如下：“徽州府下水，一百里街口、八十里淳安县、六十里茶园、三十里白沙埠、十里杨溪、十里下涯、十里马目滩、三十里严州府建德县、五里东关富春驿，西南进横港一百里至兰溪县濲水驿。”在铁路、公路不发达的清末民国时期，徽商们往返家乡与兰溪，必定走这条水路，别无捷径。关山难越，路途艰难，“嗟我徽商，行李一肩，既已豺狼当道。家书一纸，复又麟雁难通。棘地荆天，将何以善其后耶？”这是当年一位徽州人情真意切又无可奈何的呐喊。

　　1929年8月，浙江省建设厅要求兰江、新安江上取缔夜航，防止盗匪抢劫夜航的船只。仅依靠官府保护行旅安全，作用有限，也做不到尽心尽责。旅外的徽商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保商会，购置巡船，沿途保护航船旅客的安全。有一份民国二十二年（1933）徽州旅严保商分会“徽港巡费联单”上写道：“为保卫航路事，缘迩年来，河道不靖，自富阳江至徽界抢案迭见。旅严同人组织保商分会，禀请添设巡船保卫行旅，常年开办实行在案。”要求每位徽州同乡捐助巡费大洋一角，在坐船过严州时，交给南门的保商分会筹捐处，用于购买巡船。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时至今日，杭黄高铁已开通，金建高铁也已开工。不久的将来，乘坐高铁，徽州到兰溪迅可即达，这是过去徽商意想不到的时代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