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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酒是祭祀中的必备品之一，人们虔诚地将美酒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祭祀用的酒名目繁多，《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规定：主要用“五齐”和“三酒”。春秋战国时期，不但有一套用酒礼制，而且酒具不仅是实用器具，还是一种礼器。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为国之重器，因此往往将重要事件铭刻在青铜器上。

　　图1 铜圆壶

　　铜圆壶 通高44.9、腹径31.2厘米，重13.65公斤，中山王厝墓出土。酒器和礼器。壶盖为鼓顶形，坡面有三个等距云形钮。壶的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兽面衔环，腹部有两道凸弦纹。该壶出土时，壶内盛满清水。壶的圈足上刻有铭文23字，记录了壶的重量和制壶工匠的名字；壶腹上刻有182字，是中山国君王为父亲王厝写的一篇悼词。悼词歌颂了先王的慈爱贤明，赞扬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军攻伐燕国所取得的战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图1）。

　　图2 夔龙饰铜方壶

　　夔龙饰铜方壶 通高63、腹径35厘米，重28.72公斤，中山王厝墓出土。壶上的铭文中有“铸为彝壶，节于禋齐，可法可沿，以飨上帝，以祀先王”之句，可知此壶是祭祀时度量所用齐酒之多少的量壶。壶身周正，棱角分明，四角的肩部各铸有一条神采飞扬、昂首攀爬的立体夔龙。壶腹两侧各有一个兽面衔环铺首，兽面狰狞，双睛倒竖，眉须涡卷。壶的四周刻有流畅优美的铭文450字，是一篇优秀的战国书法作品。据铭文记载：中山王厝十四年，中山伐燕获胜后用燕国的青铜器熔铸此壶。铭文颂扬了中山国伐燕的战绩，阐述了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和立国安邦的道理，其中特别提到了“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等中山国国君的名号，填补了史籍中关于中山国君世系记录的缺漏（图2）。

除了以上青铜器，战国中山国还出土了一批其它形制的青铜酒具，能够体现当时的青铜酒具的风貌。

　　图3 蟠虺纹铜罍

　　蟠虺（huǐ ）纹铜罍（léi） 高29.7、口径15.1、底径16.8厘米，平山县穆家庄战国初期墓出土。器形饱满，短颈鼓腹，平底微凹。肩两侧有对称的牛首形兽面衔环，环上饰雷纹，腹部两侧有一对竖环耳。颈部饰夔龙直角勾连纹一周，肩部饰内填雷纹的蟠虺三角勾连纹一周，上腹部饰夔龙勾连纹一周，纹带上下边框均由陶索纹组成（图3）。

　　图4 蟠虺纹铜瓿

　　蟠虺纹铜瓿（bù） 通高30.9、口径21.3、腹径38.4厘米，唐县北城子战国初期墓出土。盛放酒的器具。此器形体较大。肩部两侧有一对兽首形环耳，环耳下套薄片大圆环（图4）；另两侧有一对扉棱式耳，扉棱上浮雕蟠龙六条。腹部由双凸棱陶纹结成络绳纹四周，将器身等分为3层24 个纹饰区，其内填满细密卷曲的蟠虺纹。圈足饰陶纹一周。纹饰呈浅浮雕状凸起于器身之上，规矩而华美。

　　图5 嵌勾连云纹铜方壶

　　嵌勾连云纹铜方壶 通高45、口径11.3厘米，中山王厝墓出土。壶盖为子口，盝顶，四个坡面各有一云形钮。器身遍布勾连云纹图案，并镶嵌红铜、绿松石和蓝漆。壶体不同部位的花纹变换不同的形式。器盖纹饰是由镶嵌红铜丝和填蓝漆构成，细线用铜丝，宽沟填蓝漆。顶部饰方格云头纹，四面坡饰变形云纹。肩、腹部的花纹比较突出，图案的主体纹线宽大，纹地窄而密，窄细纹地处嵌以绿松石，纹线之上嵌以红铜丝为隔线，图案的主体纹路为上下左右相互连接的斜状雷纹，是战国青铜器中采用多种装饰艺术的代表性作品。该器壁上有裂口，故壶中原盛之未能保存下来（图5）。

　　图6 凤首提梁铜盉

　　凤首提梁铜盉 通高24.1、腹径22.6、通长26.65厘米，中山成公墓出土。铜盉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和水器，主要用途是盛水、调酒。该铜盉弓形提梁两端铸成龙头形象。盉腹中部有一周凸弦纹，肩部、上腹和下腹以凹弦纹相隔饰三周鸟纹带，每周鸟带纹内由两层鸟纹组成。盉的流口做成一只凤头（图6）。

　　图7 镶金错银铜牺尊

　　镶金错银铜牺尊 通长40、高28、体宽16厘米，中山成公墓出土。为盛酒器，出土一对两件。整体造型为一只憨厚可爱的小兽。兽背上有活钮盖，盖钮铸成一只在水上游弋的天鹅，正回首叼啄背上的羽毛，神态安逸。兽身满饰银和红铜错出的纹饰，并镶嵌有绿松石（图7）。

　　自从被人类发明出来以后，酒便一直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酽酽酒香及饮后的迷离与沉醉都让人欲罢不能、飘飘欲仙。不论是何种形制的酒具，都显示了中山人喜饮善酿的风俗。

　　原文作者：刘卫华

　　原文来源：《收藏家》2016年11月刊《酽酽酒香间的雄风与礼制——战国中山国出土的青铜酒具》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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