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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国，一个神秘而又真实的国度，让古今很多学者们痴迷于它，追寻它。1973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发掘为我们揭示了这个传奇国度的恢宏大气。中山王墓虽被盗掘，但仍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创下了许多中国考古之最，而“中山三器”的出土更是弥补了现存史籍记载的不足。上有很多铭文。

　　中山王墓金文

　　中山王鼎

　　中山国方壶

　　中山国圆壶

　　《史记》中有一些关于中山国的记载，但又没有专门立本纪或传来记载它。到西汉末刘向编《战国策》专立《中山策》。后人对于中山国有很多争论，本文要探讨的是公元前406年魏文侯灭中山国之后，后来中山国到底有没有鲜虞族“复国”之事。关于这件事，《史记》是明确记载有的，在《史记乐毅传》记载：“乐毅者，其先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为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适魏。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示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於是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礼待之。”我们从上边这段记载中看出司马迁是明确的记载了中山国复国之事，既然称之为复国，那一定是鲜虞族了，如是魏氏在统治中山，就不能称之为“复国”了，当然光从上边记载是看不出中山国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复国的。

　　但后世有很多人是不同意司马迁这一记载的。他们的观点是魏文侯灭中山之后，中山国的国君到赵武灵王灭中山一直姓魏，因为史书中有记载公元前406年魏文侯灭中山之后封其子击（《史记魏世家》），三年之后，改封其子挚（《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奉使》）。此观点以钱穆先生为代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中说：“则自击时，中山已俨为一国，同诸侯矣。《说苑奉使篇》亦载此事谓：‘仓唐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然则中山非能复国，乃魏之别封耳。（赵襄子灭代，乃封其兄子周为代成君，与此略似。）其后更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则中山之君乃魏文侯少子魏挚之裔，而公子牟亦其后人。（《墨子所染篇》：‘中山尚染于魏义椻长。’《闲诂》引苏说云：‘中山为魏之别封，非春秋时之鲜虞也。魏文侯灭中山而封其少子挚，至赧王二十年，为赵武灵王所灭。其君有武公、桓公，见《世本》。此名为尚者，当为最后之君。’”。当今庄学家张远山先生在“《庄子》初始本编纂者魏牟论”一文中也赞同钱穆先生的观点，他在此文中写道：“参与‘五国相王’的中山王魏舋（前327－前310在位），是魏挚之孙。”

　　持此观点者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中山公子魏牟。魏牟在《列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中有一些记载，能证明魏牟的活动时间在约公元前320年到公元前240年之间，魏牟与庄子（约前369－前286）、公孙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应侯（？－前255年）、平原君(?-前253年)、詹何(约前350年--前270年)、建信君、赵悼襄王(前244年-公元前236年在位)等人有对话。而这个中山公子魏牟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魏国公子。看以下记载。《列子·仲尼》的记载：“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而悦赵人公孙龙。乐正子舆之徒笑之。”《庄子》的记载：“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巍阙之下，奈何？’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战国策》的记载：“平原君谓平阳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东，而辞应侯。’；建信君贵于赵。公子魏牟过赵，赵王迎之，顾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为冠。工见客来也，因避。”钱穆先生还有一条证据就是《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在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2年），记载“中山君为（魏）相”。钱穆先生言：“《年表》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为相，正以魏与中山本属一家，犹如齐封田婴于薛，而薛公父子入为齐相。故中山公子亦或以魏氏称，而公子牟亦称魏牟。后人不察，因臆测为即魏文侯公子封中山者也。（雷氏《义证》亦主中山乃文侯少子挚后，惟谓惠王时为相者即公子牟，则年代亦误。）”

　　然而，魏文侯之后，中山国君一定是魏氏吗？就不可能像司马迁写得那样，“中山复国”吗？我们从考古发掘出来的墓葬来看，中山王是有自已的世系的、并且也没有明确也姓魏或是姬。并且从随葬品来看，少数民族特色的特点还很明显，山字形随葬品、少数民族人物的服饰、陪葬的船。《史记》的记载大部分还是可信的，司马迁明确的写中山复国，并且立于《乐毅传》之中，《赵世家》也在公元前376年记载赵与中山战于房子，下一年战于中人，还有关于“翟败魏军与浍”的记载。而且史记没有记载魏牟之人。从上边种种迹象表明，鲜虞族在中山复国还是有可能的。每当魏与他国大战之时，也没有关于中山国出兵帮助之事。或是中山国被他国攻伐甚至灭亡，也没有魏国出来帮助中山的记载。魏与一个自已分出去的国家“五国相王”的可能性也不大。不过我们从《史记》所记载的魏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相魏，能确定此时的中山国还是魏氏的，否则不可能一位国君也不当了，来到另一个国家当相，而在此年之后的下一年有可能在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大减，遭到齐、楚、秦、赵的四面进攻，鲜虞乘机复国，而魏氏失去了中山国，于是中山公子魏牟就永远的离开了中山国。这一年，魏牟应该不是中山国之君，因为记其为“中山公子”，公子之意为诸侯之子，所以公元前342年应该对于中山国和公子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从研究魏牟的生卒年的角度看。如若公子牟见过赵悼襄王、劝应侯离开秦国之事也有，那么公元前342年这个时间也是符合魏牟为中山公子，同时也是魏国公子的身份的。也符合他与庄子有过交往的事实，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后，魏国失去了对中山国的控制，魏氏从中山国撤回魏国，撤回的中山君地位应当还很高，因为他还是魏国的相，而其子魏牟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中山公子，又是魏国之贤公子，因为他姓魏，这也符合“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因为他毕竟不是魏国国君的直系后代，所以在中山君不为魏相之后，魏牟在魏国的地位是不高的，所以才“隐岩穴”“为布衣之士”，如若其见过赵悼襄王，则至迟公元前244年还在世，魏氏中山国若亡于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后，则魏牟的出生就在这一年前后，以后的可能性为大，百岁老人毕竟不是很多。这样庄子（约前369－前286）、公孙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应侯（？－前255年）、平原君(?-前253年)、詹何(约前350年--前270年)、建信君、赵悼襄王(前244年-公元前236年在位)这些人与魏牟的关系也是对的。以这一年魏氏失中山，很多事情也是能理解的。

　　第一，考古发掘。在铭文里有关于中山国君世第的记载。中山王鼎释文：“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天下之勿纠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 ……”。中有“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说明中山王错的父亲是成王。

　　中山方壶铭文

　　在上图中山方壶的铭文中就写得更明确了：“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也就是文、武、桓、成，下来就是器物的主人“错”了，错之时助齐伐燕，这是前314年的事，到前308年错去世，是姿继位，资在赵武灵王的进攻之下逃到齐国而死，赵又在中山立一傀儡王尚，最后被赵迁到肤施（今陕西榆林西南）。我们从这个世系来看，中山国在被魏国灭了之后，应该是逃进了太行山，但独立的世系发展还在，标准的鲜虞国并没有灭，后来魏国在马陵之战大败，鲜虞人从大山深处出来复国。

　　第二、出土的山字形标志表明了鲜虞人出自大山、居于大山、兴起于大山，所以叫中山国。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中原汉墓中也是没有陪葬船的，这可能与滹沱河有关，鲜虞族与滹沱河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少数民族特性都能表明下葬的国王不是汉族，而应该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国王。那也就已经不是魏氏为中山国之主了。

　　第三、这也能解释公元前386年魏武侯即位后魏赵关系开始恶化后，为什么会出现翟人败魏于浍的事，这里的翟人应该就是退到大山深处的鲜虞人（本为狄人一支），而浍地离太行山最南端的王屋山不远，在现在的山西翼城。同时齐国为什么会打到灵丘，赵国也击齐于灵丘，也就是现在的河北蔚县，灵丘当时是魏控制下的中山国之境，魏赵关系恶化后，赵与齐想抢夺此地。前376年三晋彻底的分了晋国之后，赵国开始攻打中山国于房和中人，而同时魏败赵于蔺，应当是魏在救中山，前369年中山沿赵国与中山国之边境筑长城，当也是魏赵关系恶化之结果。后来的魏国为什么要两次攻打邯郸，先打灭赵国之战，应当是魏与中山对赵已形成包围之势，而魏赵关系极度恶化，所以魏国在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和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要灭赵国。到后来魏氏中山国在马陵之战后被鲜虞族复国，所以赵武灵王灭中山之时魏国没救中山。鲜虞中山国做为魏之异姓，在公元前323年与魏有了五国相王之事也就能理解通了。《史记》在《乐毅传》中记中山复国也能看出来，中山复国当离乐毅生活的年代不远，应该是在齐威王后期的事。而魏牟既称为中山公子，又称为魏国之贤公子，在公元前340年到公元前240年也就能理解了。综合上述所有的证据，笔者认为，鲜虞在中山复国，当在公元前342年之后。齐国在马陵之战打败魏国之后，齐与中山关系很好，这也能看出来鲜虞中山已经复国，如若还是魏氏中山，应该与魏国关系好才对。